远古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对泥土的黏性、可塑性有了认识，了解到泥土加水调和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器皿。同时人类对火的长期使用，认识到火能改变某些物质的性能，并积累了控制、应用火的经验。这一切都为陶器的制作准备了条件。当人们出于生活实用的需要，把用泥土捏塑的器皿放入火中烧烤时，陶器就生产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史前人们就有可能分出人力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作，制陶业由此兴盛起来。
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八九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陶器或陶片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能发现更早的陶器吗？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怀着极大的兴趣，结合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址的发掘，在南北各地展开了探求中国最早的陶器尝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已发现了早期陶器的线索。之后，又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桂林庙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等多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早期陶器遗存，经过多种方法测定，其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前，有些甚至超过了1.5万年。其中，地层关系明确，又有系列年龄数据的有甑皮岩、鲤鱼嘴、庙岩、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遗址。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第一，中国早期陶器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1.5万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1万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此后，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1.5万至1万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距今1万～0.9万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
第二，中国早期陶器起源至少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南边以南岭一带为中心，代表遗址有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吊桶环等。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1983年对其中4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130多处，其中5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于家沟、南庄头、转年3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生态环境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有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的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早于北方。不过，从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远远早于中国北方地区已发现的陶器来看，中国北方地区出现陶器的时间很有可能向前推。
第三，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也就是说，起源阶段的陶器主要属于炊煮器类。在南方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如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都发现了野生稻和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同时，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今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情形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食用加工而被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陶器的起源与螺蚌类大量进入人类的食谱似乎存在某种联系。由此可见，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2.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在新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在生活中广泛地使用了陶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存，如上述甑皮岩、鲤鱼嘴、庙岩、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所出土的陶器数量较少，类型不多，制作原始，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也较低。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陶窑，如河南新郑裴李岗和贾湖舞阳遗址就发现了陶窑遗址。陶窑的出现使陶器的烧成温度和质量得到提高，人类由此在获得高温的历程上迈开了有效的第一步。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慢轮修整技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出现了快轮制陶工艺。快轮的出现为拉坯成型和整体修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在陶器制造中已应用了轮轴机械原理和利用惯性的作用，为后世机械制造提供了新的启示。
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和铝的无机盐类，它们无毒、无味，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良好原料。当时人们都是就地取材，采用适宜的天然土，如红土、黑土、河谷中的沉积泥土等来制作陶器。不少陶器中含有或多或少大小不等的砂粒。这些砂粒有些是泥土中所固有的，有些则是有意掺入的。对于后者，考古界称之为“羼和料”。如在河姆渡陶器中发现的经过烧焦的草木枝叶即是明显有意掺入的，它是用来减少泥土成型后在干燥和烧成时的收缩。这和现代所用的熟料有异曲同工之妙。
陶器本身呈一定的颜色，如灰陶、红陶等，这既与原料中含有呈色金属元素相关联，也同人们控制各种火焰的技术相联系。如果烧窑后期烧还原焰（指燃烧时令其供氧不足，燃烧不完全，使金属氧化物还原为金属或低价氧化物），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形成氧化亚铁，陶器就成灰或灰黑色，是为灰陶。如果是烧氧化焰（指燃烧时供氧充足，可完全燃烧，温度高，具有氧化作用），陶土中的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形成三氧化二铁，陶器就成为红色，是为红陶。呈黑色的黑陶，主要是因为其胎体上含有大量的炭微粒。加之其在烧窑后期用燃烧不充分的黑烟熏炙，再经打磨，就形成了漆黑光亮的外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黑陶，采用快轮制作，胎壁薄如蛋壳，工艺水平极高。白陶是以瓷土等原料烧成的一种表里都呈白色的陶器，在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目前最早的白陶的遗存出土于浙江罗家角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但其质料中氧化钙的含量高达9%以上，氧化镁的含量高达20%，与普通的陶土与瓷土有较大的差别。
如果以铁、锰等矿物质与泥土配成彩料，在陶坯表面上施以彩绘，经800～900℃温度烧成后，会在橙红色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颜色的图案，就成了彩陶。彩陶最早于1912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如果在烧成后的陶器上画彩，称之为彩绘陶或烧后彩绘陶。与在陶坯上画彩，经高温焙烧而成的彩陶不同，彩绘陶的花纹图案受潮或经水容易脱落。
彩绘陶在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就开始生产，但色彩、花纹较简单，最普遍的颜色是红色、黄色和白色，花纹有弦纹、带纹、大圆点纹、弧线纹和八角星纹等。
进入文明时代后彩陶衰退，彩绘陶继续存在，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等时期都有生产，常以白粉打底，上绘当时流行的花纹。彩绘陶主要用作随葬的明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江南广大地区流行一种器表用拍印纹装饰的陶器，这种陶器被称为印纹陶。依其烧制温度的低高，又分为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前者多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多呈红褐、灰白、灰等色；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出现于商代以后，大多呈灰色，因烧制时温度较高，故胎质坚硬。印纹陶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江西、安徽等地，器形大都为日常用品，如瓮、坛、罐、盂、钵、杯、盘、豆、簋、尊、罍等。制作方法有手制、模制、轮制多种。
其纹饰最初是出于加固陶坯的目的，在陶拍不断拍打时所留下的拍痕。这些拍痕起初主要有布纹、席纹、绳纹等，后纹样渐趋丰富、精美，装饰目的更为突出，出现了水波纹、米字纹、回字纹、方格纹、编织纹、云雷纹等几何形纹饰。
新石器时代制陶成型手段大致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方法。手制法较为原始，但其延续时期相当长。它包括捏塑法、模制法、泥条盘筑法（将一根长泥条连续向上盘筑，再把里外抹平制成器形）等。轮制法的技术较为先进，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将泥料放在陶轮上，利用陶轮快速转动的力量，用提拉的方式使之成形的一种方法。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进步，陶器成形以后，还要在陶坯上进行修饰加工。例如用砾石或骨器在陶坯表面压磨，烧好后的陶器可呈现光亮。有的是在陶坯表面涂一层调好的泥浆，烧好后器表就附着一层陶衣。由于调泥浆的配料不同，陶衣可有红、棕、白等颜色。此外还可以在器表上施以彩绘，刻画或拍印出各种花纹图案，甚至镂雕出方、圆、三角等孔形图案来作为装饰。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随着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其种类越来越多。就出土的器形看，有碗、钵、勺、杯、盒、瓶、罐、盆、瓮等类。据其形状判断，它们大都属于饮食用具。此外也有一部分属生产工具，如陶纺轮、网坠等。这些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造型适宜实用，通常采用圆形、对称、规整的结构，而不用多角、多边或不规整的形状。有足的器物也多是三足，很少有四足的，四足以上的更未出现过。采取这些结构，便于制作，而且比例协调，容易取得力量均衡，也符合美学原理。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实用工艺中的成型规律。这些规律在几千年后仍然被人们运用。
二、商周时期陶瓷
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进入了夏、商、周“三代”时期。这一时期制陶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但品种继续增加，在工艺上也有许多创新。其中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创烧的原始青瓷，是一项划时代的成果。
1.商周的制陶工艺
古代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曾有夏王朝存在。商、周是继夏朝之后的两个更发达的王朝。这时期的青铜冶炼、纺织、制陶等手工业都很发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已经发现了青铜器、骨器和烧陶的作坊遗迹。
在河南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等地的商代遗址中也发掘出规模很大的制陶作坊。
商周时期的陶器，无论是泥质陶器还是夹砂陶器，无论是白陶还是印纹硬陶，所用原料都经过选择加工。工匠们根据陶器的不同种类而配制胎泥，所制的陶器庄重古朴，即使是制作不太精细的、作炊器用的夹砂陶，其掺和的细砂也相当匀实，经高温焙烧，不但不变形，外观也很精美。
商周时期盛行的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包括红陶）、夹砂褐陶、磨光黑陶等品种，大多属于实用器。商代晚期是白陶器高度发展时期，白陶器在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等地的商代后期遗址与墓葬中多有发现，其中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致。殷墟出土的白陶胎质纯净，洁白细腻，器表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精美图案，是仿制同期青铜礼器的一种极珍贵的工艺品。在江南及东南沿海一带，印纹硬陶极为流行。商周时期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大多超过了1100℃，有的达到1200℃，其印纹均匀，结构严谨，且富有韵律感。
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种专为殉葬之用的陶制明器。当时这种陶制明器尚未受到人们重视，所以制作粗糙，质量低劣。然而这种明器为陶器的用途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商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陶制殉葬品的重视，专门作为明器的陶制品越来越多，制作也越来越精美，成为中国陶器艺术品一种重要类别。
商代陶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就是陶质酒器的制作越来越多，这与商代贵族沉湎于宴饮的风气有关。这种风气波及一般平民，便出现了《尚书·酒诰》所说的“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社会现象。商代青铜器中酒器多，那是供贵族使用的，而众多的陶质酒器则是贵族和平民都可以使用。商代陶制酒器以盉、觚、爵、斝、尊、壶等居多，西周以后则盉、觚、爵等酒器明显减少。
商周陶器上的装饰纹样较为丰富，有绳纹、蓝纹、方格纹、圆圈纹、双钩纹、云雷纹、四瓣纹、轮焰纹、曲折纹、方圈四瓣纹、回纹、涡纹、附加堆纹、夔龙纹、饕餮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