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追求“社会解放”的时代，“两浙”作家也仍然是将“人”的主题置于创作的中心。在“两浙”作家看来，从五四倡导“个性解放”到30年代倡导“社会解放”，正是“人”的主题路径不断拓展的表现，因此，自觉地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拓展“人”的主题路径，展现“中国社会向何去”的宏大叙事，乃是新文学创作深化的一种表现。茅盾在《读栀倪焕之枛》一文中说，五四时期的创作，如鲁迅的《呐喊》，所展现的虽然也是现代中国的现实人生，但却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
到了3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人的主题，也势必要求更进一步地拓宽路径，以突出“社会解放”为主导的时代内涵。茅盾 在小说创作中，就自觉地实践着时代发展对新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这种要求。无论是他笔下的时代女性，还是民族资本家，都注重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进行性格的把握和刻画，注重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精细入微地刻画人物形象，在“人”的主题内涵中注入广阔的社会、时代的元素，使“人”的主题路径得以大大地拓展。左联作家柔石在30年代的创作，也十分注重“人”的主题的开掘。不同于其他的左翼作家，如蒋光慈，为服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多从概念出发来反映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写自己并不熟悉、不了解的革命斗争；而是在恪守“人”的主题下，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他笔下连续出现自己家乡（浙东农村）的普通民众形象，特别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形象，如《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没有人听完她的衷诉》、《为奴隶的母亲》，都是从普通人极平常的生活和命运遭遇中凸现“人”的主题。像《为奴隶的母亲》中“典妻”的故事，就在委婉细腻的叙事中，叙述了一位普通农妇的“非人”遭遇，所涉及面就不像五四时期的小说，多局限在个人的不幸，而是与整个“非人”的时代压迫对应起来，让人们在认识旧时代的陋习中，看到下层社会劳动人民的人生疾苦。中篇小说《二月》，则要表明在强大的旧习惯势力面前，知识分子单纯的个人奋斗和人道主义理想终将破灭，如果不能投身于广阔的时代、社会的洪流中去，势必只能是时代的徘徊者和苦闷者。
叶永蓁30年代的创作，也同样是遵循“人”的主题思路，展现五四以来进步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风采。《小小十年》就袒露了一位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执着追求恋爱自由的赤诚之心。虽然看起来仍然是沿用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人”的主题，但却是善于将五四那种纯粹的“个性解放”思想，在内涵上得以更进一步地拓展。所以，鲁迅曾高度评介《小小十年》：“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
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 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题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由此，鲁迅断言：“中国如果还会有文化，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着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上什么意识。”在鲁迅看来，“本真”、“本心”，都是“人”的主题建构元素，是拓宽新文学“人”的主题路径的必备条件。
由此可见，以历史进化论价值观为导向，沿着“人”的主题路径而展开新文学创作，“两浙”作家在主题提炼方面，不仅划清了与旧文学的区别，而且也在显示新文学创作“实绩”当中，展现出新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魅力，使新文学获得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个体性价值取向与“自我”主题
人的觉醒，获得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地位的价值确定，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对个体性价值的充分肯定。就新文学的生成与所肩负的新文化建构和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而言，任何宏大的思想主题都要具体地落实到个体性价值实践中去，使每一个生命的个体真正地能够认识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体会到人生的矛盾和丰富多彩。中国新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生成，并积极地充当新文化的“历史先锋”，就自然而然地要将五四新文化有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价值理念，奉为价值建构和主题路径设定的思想指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指出，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内涵，但“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鲁迅也曾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法国大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在鲁迅看来，法国大革命虽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在人的价值观建构上，则出现与个体性价值建构相反的效果：以多数的民主摧毁旧的习俗、习惯的束缚，唤起人的尊严，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但另一方面，却又往往会以多数的民主，即所谓“社会民主之倾向”，使人的个体性价值消失，这将终究会导致个性的泯灭，导致人类文化精神的萎缩与低俗。为此，鲁迅又以倡导个体性价值取向的方式，来强调从“人的解放”，到“个性解放”、“自我解放”的重要性。鲁迅的“立人”思想，就贯穿了有关个体性价值取向的主张。
首先，鲁迅的“立人”是以人的个性、个体性为基点的。他指出，人的“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确定人的个性、个体性特征，是对人摆脱一切内外在强制性规范——如封建伦理规范的压迫和禁锢——的一种充分的肯定。由此，鲁迅激烈地批评了传统文化中“以众疟独”、“灭裂个性”、“灭人之自我”的思想主张，而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应该具有个性鲜明的独立人格意志，即应具有“独具我见”、“人各有己”、“不和人嚣”、“不随风波”等个性化的独立品格。显然，鲁迅有关“人”的概念，指的是具体的、真实的、独特的“此我”（个体性），而非泛泛而指的抽象化的“此我（‘人’）”。
其次，鲁迅的“立人”，把人的个体卓越性置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中心位置，强调了卓越的个体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鲁迅推崇尼采的“大士天才”、“大士哲人”思想，欣赏拜伦的“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精神。在他的眼中，个体的卓越性及其特殊作用，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指数。这种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则是成为“叛逆的猛士”、“真的猛士”的前提，一旦完成人格的现代转变，就能够真正做到“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并勇于面对人生给予个体的无数自由的选择。所以，鲁迅不是像尼采那样，将卓越的个体与普罗大众决然对立，而是要促使众多的不觉悟者能够以此为目标，实现对自身蒙昧的超越。鲁迅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伦理法则：以卓越的个体目标去引导、改造众多的不觉悟者，使之能够在同一思想文化观念的高度上来承担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历史重任，以便在“群之大觉”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亦以立”的目标。
将个体性价值作为“立人”的重要文化指向，鲁迅的思想主张就展现出了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种新人文精神。如果说人文精神指的是人对于自身生存境况、命运前途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表现为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终极关怀的审视与思考，那么，鲁迅在追求中国新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人文精神，其内涵就是：通过对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通过对人的个性、个体性、主体性的思考，充分地展现中国新文化对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培养人的现代人格、熔铸新的精神品格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现出追求精神自由与解放的新的人文价值理想。
鲁迅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不会被挤出“世界人”的行列，并获得自身“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追求个体性价值，在价值尺度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充分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开掘人的价值和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人更多的个体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的文化哲学理念，体现出了与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相吻合、相一致的思想特征。
进入20世纪，以现代主义为主导的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个体性价值的重要性，并将“自我”的独立看作人的解放、个体独立的主要标志。诚如存在主义哲学所宣称的那样，“人是孤独的个体”，人的个体，特别是精神个体“就是自我”。克尔恺郭尔（又译：基尔凯廓尔）在给人的个体性作解释时指出：“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在现代文化价值观中，人的觉醒首先在于个人的觉醒，在于个性、个体性的重新发现。尼采说，现代哲学“是一种个人的哲学，从独立的个人开始，就其禀性着手，使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需要和限制有一番深刻认识，并且追寻出抚慰它们的补救方法来”。中国新文化在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对“民主”、“科学”等理性价值观大力提倡的同时，也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潮所提出的确立个体性价值的系列主张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如鲁迅在对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进行考察时，就将其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所谓“代议制”民主，将会导致对个体性的压制：“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因此，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个体性价值取向，对“两浙”作家的创作，乃至对整个中国新文学创作确立“自我”主题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文学生成之初，从“人的文学”的倡导，到“人”的主题确立，再到“自我”主题的确立，其中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理路。“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同样对“自我”主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忽视个体性价值、泯灭自我情感，与“人”的主题路径是背道而驰的。沈雁冰（茅盾）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诗中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而“创造社”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对“自我”主题的开掘，则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仿吾毫不迟疑地断言，“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固然是自我表现的要求之结果”，要求新文学应从自我表现的必然性、现实性上来多加考虑。郭沫若更是强调新文学“不仅是自我的表现”，而且必须是“迫于内心的要求之所表现”。在这种主题路径的设置中，郁达夫的“自叙传体”的小说创作，完全是沿着“自我”的路径，赤裸裸地展现“自我”的情怀，抒发“自我”的思想情感。郁达夫特别强调要从强调个体性价值立场出发，充分地表现“自我”。他强调一切都要“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如同他好友胡愈之先生所说的那样：“诗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用感情支配行动，对朋友，对同胞，甚至对敌人，他都是用情感来支配一切的。”虽然这与郁达夫的个性特征和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气质有关，但他对个性、个体性价值的强调，则是设定“自我”主题路径的重要前提之一。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遵循个体性价值原则，在充分地表现“自我”主题当中，具有一种情绪张力和思想的辐射性。例如对“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和“情欲”的表达，就表现出了新文学“自我”主题所具有的深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