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会子发行数量巨大，又时常拖延兑界时间，因此伪造的纸币就更难识别。宋代纸币实行换界制度，界满旧钞回收，可是每次回收上来的旧钞数量往往都超过当初的发行数。对此，嘉定十六年（1223），就有臣僚言：“如一界之楮，为数若干，行之数年之间，耗于水火，耗于破损，耗于遐方，逾界而不易者又不知其几也。及其界满而收也，其数常溢，则伪楮之多可知。”本来纸钞由于其材质的关系，在使用中会多有损耗，再加上流到偏远地区，以及没有及时进行换界的，回收的旧钞应大大少于当初的发行量。如绍兴十一年（1141）收换钱引时，不来兑现而作废的有二十多万缗，号称水火不到钱。可是此后的事实却恰恰相反，显而易见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伪钞。理宗端平二年（1235），时人王迈在馆职考试的试卷中说：“去岁取还旧楮，所入反多于所出。继颂新楮，伪者与真而搀行，昔楮局黠吏能为之，今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奸徒能为之，今遐邙亦抵禁矣。昔取纸于蜀，独可辨认，今新局造楮，真赝莫辨矣。”淳祐六年（1246），孙梦观在他的《丙午轮对》第二札中也说到：“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可见伪钞在当时已成为引起朝野上下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
虽然两宋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纸币的禁伪，并一再加重对伪造纸币的刑罚，可是伪造纸币的现象不仅未能绝迹，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状况。这一方面是因为“伪造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禁伪之令未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伪造纸币并不困难。纸币的防伪性较差（这从当今世界各地假钞仍层出不穷，也可见一端），民间能造伪者颇多，以致有法不责众之患。伪钞充斥市场，不仅造成使用者多、犯罪者多的恶性循环，而且严重破坏了纸币的信用，阻碍了官方发行法定纸币的正常流通。
金人也行纸币，而且纸币的发行在铸造铜钱之前。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迁都后就设置交钞库，发行交钞，以七年为界，限内以钞换钱，每贯收工墨费15文，到期换领新钞。章宗即位后变易钞法，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取消了七年换界的制度，规定交钞无限期流通，成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变革。但“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府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交钞成为无限期流通的纸钞后，只有在“字文故暗”、“钞纸擦磨”或“料号不明，年月故暗”的情况下才许兑易，使得伪钞在禁“沮阻”纸币流通的保护伞下不断膨胀。
钞虽然不换界，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再加之出现了不少伪钞，因此政府时常更换钞种。贞祐末年以后，金廷频频更换纸币的名称，“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流通中的纸币不及磨损破坏便贬值至不可使用，纸币的兑易也随之形存实亡了。
元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纸币最鼎盛的时期。它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建立了纸钞本位制，以行用纸币为主。政府虽也曾铸过铜钱，但铸额很少，且常被禁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除了少量银锭外，几乎全是纸币。纸币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而且还输出到周边邻国。
与此同时，元代也是历史上伪钞犯罪最猖獗的一个朝代，伪钞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成吉思汗晚年，受宋、金两朝币制的影响，就在博州等地发行过纸币，名为“丝会”，面值以丝来计算。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曾让境内各地独立发行交钞，各地之间互不流通，三年一界。由于没有本金，又不能出境，地方发行的交钞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在宪宗蒙哥即位（1251）后，鉴于交钞贬值的情况，建立了银钞相权法，意图用白银来维持交钞的稳定。两年后，又设立了交钞提举司，专门管理纸币发行的事务。不过这些纸币都是在局部地区发行的地方性货币，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行和流通的纸币，是从世祖中统元年（1260）开始的。从世祖而下，元代曾先后发行过五种纸钞。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位，故又名“丝钞”）和“中统元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和中统钞的比价为一比五，即每贯当中统钞五贯；武宗至大二年（1309）发行“至大银钞”（两年后废，复行中统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顺帝至正十年（1350），发行“至正交钞”。至正交钞是用中统交钞的旧钞版重新印造的，只是在背面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的印记，另行作价流通，故又称为“新钞”，以与世祖时的中统钞相区分，“新钞一贯，抵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
早在中统元年忽必烈初行钞法时就有人印造伪钞。元统一全国后，伪造纸钞的现象逐渐增多，各地常有“奸民以伪钞勾结党与，胁攘人财”等的事件。虽然元廷多次立法，伪造宝钞者罪至死，可是冒禁私印的人还是很多。不仅民间伪造纷纷，甚至朝廷大臣也有盗印纸钞。至元末期，右丞相搠思监就曾令手下朵列和妾弟印造伪钞，后来由于监察御史燕赤不花的弹劾，此事才被公开，而搠思监甚至令朵列自杀以灭口。朝廷重臣率先作伪，民间当然竞相伪造。
从都城到地方，从通衢重镇到偏僻乡村，伪钞犯罪屡见不鲜，个别地区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从大德元年到大德四年初的三年左右时间，仅江浙行省杭州等路就破获印造伪钞案八十八起，涉案人员达二百七十四人。
到了元末，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对全国的统治力大大削弱，这就给伪钞更大规模的泛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至正时，伪钞名目众多，各种伪钞如“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钞”等交互掺杂，令人眼花缭乱。而作伪者的身份也非常复杂，上至宰相，下至平民，各阶层都有；有单枪匹马的个人行为，也有几百人组成的团伙，而且从材料的准备到制造以至流通，往往是地方豪强操纵的集团性行为。对于这些武断乡曲，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的地方恶势力，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整治办法，他们制造的伪钞也就肆意泛滥。
伪钞大量印制，数量极为惊人，时京师言官郑介夫在奏章中即指出：“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此论或许有所夸大，但流通领域中伪钞的数量一定极其惊人。当时江西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
江西抚州有一个叫龚胡的人造了十余年的伪钞，还卖到邻近的福建、浙江，官府从他家地板下挖出许多专用的钞版和尚未卖出的伪钞。
而广东沿海地区的海盗，还在海船上印造伪钞。他们勾结地方豪强，广设耳目，出入无常，官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明初即发行洪武通宝铜钱，但由于开国初政府的财力不足，铜料的来源也比较困难，缺乏大批铸钱的条件；加之商业领域中大量铜钱长途运输很不方便，许多商人仍然习惯于元朝用纸钞的办法，所以不久明政府就恢复了纸币流通制度。
太祖洪武七年（1374）仿元朝的制度，设立宝钞提举司，制订钞法，并于次年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纸币和铜钱并行流通，每贯钞折铜钱一千文，以钞为主，钱为辅，规定百文以下的小额交易可以用铜钱支付，较大数额的买卖支付则用宝钞；在商税的输纳中，则是七成用钞，三成用钱。至洪武二十七年改行纯纸币流通制度。英宗继位（1436）后，即诏“弛用钱用银之禁”。恢复铜钱的法货地位，“听民间钞钱兼相行使”，此后，白银在流通界逐渐排斥宝钞，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大明宝钞以桑树皮做原料，钞上的各种条款、花纹图案的布局等基本上仿照宋元时代的纸钞，只是文字内容有所不同。明代的纸币政策更劣于元代，不仅滥印滥发，而且极少回收旧钞，导致纸币的严重贬值。不过普通百姓一般不会使用宝钞和银子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因为宝钞的面额太大，一般小额消费只使用铜钱就足可以应付，所以假钞发生的几率就被大大地降低。
鉴于明朝末年纸币贬值的教训，清朝政府对于纸钞的发行非常慎重。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并于次年发行银两和银元，其性质已属新式钞票。在此之前，只发行过两次纸钞。第一次是顺治八年（1651）始行，每年发行不过十二万八千多贯，至十八年即停止发行，前后只用了十年，共一百二十八万多贯。此后近两百年间一直未发行纸币，直至咸丰三年（1853）因太平军的进逼，政府一时财政困难，才发行了两种钞票，一为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一为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但这次纸币甫一发行，便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市场混乱，商业萧条，因此到咸丰末年（1861）就不得不加以清理。由于纸钞发行既少，流通时间也很短，因此作伪现象似并不严重。货币的作伪，主要体现在铜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