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辽、西夏、金的私铸
辽朝最初使用的铜钱是从中原输入的。因为当地土产多铜，辽太祖的父亲撒剌的时候，已开始铸钱。太祖因袭而用之。随着辽国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于是在太宗时（927-947）设五冶太师以掌管铸钱，后来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资。景宗时（969-982），“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后来又专门设立了铸钱院铸行钱币，但年铸额仅仅只有五百贯。此后铸钱事也时见于记载。圣宗时（982-1031）凿大安山，获得五代时刘守光所藏铜钱，后来又铸太平钱，新旧两种钱互用。由于民间也逐渐开始出现了私铸，因此道宗清宁（1055-1064）中乃下令各地禁铜、铁，以防私铸。不过对于钱币，辽政府采取的政策主要是保护铜钱和争取铜钱的输入，再加上宋朝每年输送的大量银绢等岁贡，弥补了辽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终辽一朝，货币的价值基本上是稳定的，始终没有采用纸币，物价也没有大的波动。从出土、传世的辽国铜钱来看，虽然制作工艺上显得比较粗糙，但重量都比较标准，轻薄劣质的小钱很少见，这也反映出辽国私铸铜钱的现象基本上被禁绝了。
金初本朝无钱，及至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沿用辽、宋留在境内或流入境内的铜钱，后来钱钞兼用，再后来还用银钞。由于其统治区内铜矿较少，而宋、辽的旧铜钱已不能满足逐渐繁荣的商品贸易的需求，因此在海陵王迁都后的贞元二年（1154）首先发行了交钞。
至正隆年间（1156-1160）才开始铸行铜钱“正隆通宝”、大小仿宋的小平钱。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铸“大定通宝”。后来又几次铸铜钱，但多有折二、折五、当十等大钱。为了铸钱的需要，金政府也实行铜禁，以至民间无铜可用。政府还派遣官吏到产铜地区去访察搜索铜材。由于官钱的数量不多，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再加上官铸多虚值大钱，因此民间的私铸逐渐盛行，但“苦恶特甚”，质量非常低劣。
为肃清流通中的私钱，金廷还下令以官钱来收兑。可是私钱的折价非常高，大抵以官钱一千兑私钱五百，导致民间纷纷私铸劣质私钱以兑换官钱，使私铸更甚。至宣宗贞祐三年（1215）由于交钞贬值，为挽救交钞，金廷乃下令停用铜钱。此后直至金朝灭亡，铜钱一直被禁止使用。
西夏在建国以前，境内的贸易还多是物物交换和使用宋朝的铜钱。建国以后，西夏也开始铸钱，有铜钱，也有铁钱。目前所见的有天盛元宝、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元宝和天庆元宝等。
天盛十年（1158）“始立通济监铸钱”，对推动西夏的铸钱起了较大的作用。西夏的铜钱，一般铸造都很精整，文字也比较规范，很少出现流铜、错范等弊病，轻重、大小、厚薄等也基本一致，当为官铸无疑。
这可能与党项人还不习惯于盗铸有关，所以西夏的铜钱受到私钱的冲击较小。
7.明清时期不完全银、钱本位制度下的私铸
明代朱元璋在称帝之前就铸造大中通宝，并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设立了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当时他还是韩林儿封下的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打败陈友谅后，又在江西设置宝泉局，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铸大中通宝五等钱。洪武元年（1368）即位后，发行洪武通宝系列铜钱，分别为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至洪武四年又悉改大钱为小钱。因此在明初，铜钱处于主币地位，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信用很高，币值相当稳定。但随着纸币和白银的较普遍使用，一段时间里政府对铸钱有所放松，有时甚至停铸。在官府放松铸钱期间，私铸却蜂拥而起。不过，由于明朝前期以实行钞法为主，禁用铜钱，导致私钱也很少，影响也并不大，而且质量与官铸相差不远。
终明一代，由于较多地使用白银和宝钞，因此铜钱时铸时停，铸钱一直很少。而且就是这么少的官铸钱，大多也是被储存在国库中不进入流通。因此明代流通的铜钱中，当朝的钱只占一部分，占很大比重的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因此即使私铸者，也往往兼私铸唐宋时期的钱，而不仅是私铸明钱。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丘濬在奏文中就指出：“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其文则旧，其器则新。”
明中后期时，由于纸钞发行太多，因此纸币对铜钱的比价剧烈下跌，而制钱又铸造过少，使铜钱的购买力大幅提高，铸钱利润丰厚，导致私铸之风盛行。政府虽然下令禁私钱，可是官钱本身也在偷工减料，上行下效，民间更肆意私铸恶钱。盗铸日滋，防不胜防，制钱反而受阻不行。
代宗景泰时，私钱开始日渐增多，并日渐恶滥不堪。景泰七年（1456）因内外私铸者多，而重申禁约。当时的私钱，主要是造于江南的苏州、松江等地的永乐钱，掺杂了大量的铁、锡等，成色很低。铸成的私钱较少在当地使用，而是运至北京去贩卖。到宪宗成化十三年（1467），苏、松、常州、镇江、杭州以及临清等地的人还在从事私铸，四方的商贩纷纷到此地购买私钱，导致各地市场上流通的多是私钱。
当时政府曾下通令禁止。但三年后的成化十六年十二月，户部又上奏，由于私钱盛行，导致钱贱米贵，而且市肆对铜钱拣选太甚，请求下令予以禁止。可是虽有禁令，私钱仍畅行无阻。京城内外买卖中仍然是私钱滥行，旧钱阻滞，钱轻物贵，因此次年二月又再次下令，规定交易中只准用前代及洪武、永乐和宣德旧钱，不许使用私钱，如有违反，依律究治。政府频下禁令，不仅禁不住私钱，反而可从中看出私铸之盛。当时私铸已渐入盛行阶段，已发展为新钱（即私钱）“奸弊日滋”的局面，甚至有人惊叹：“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孝宗即位后至穆宗朝末所铸钱币皆少，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的需求，故私铸更盛。自孝宗弘治（1488）以后，民间的私铸现象有增无减，甚至“官局之样钱一行，而山林之炉火四达，虽日杀一人，亦莫禁止”。当时的私钱名目繁多，有“板儿”、“皮棍”、“歪脖”、“光脚”等不同的称呼。到弘治末年，京师几乎专用私钱，以两文当好钱一文，谓之“倒好”。武宗正德时（1506-1521），私铸更加厉害，往往“官铸者不一二，而私铸者已千万，新以混旧，薄以混厚，轻以混重，铁锡以混真。巧伪日滋，虽法有死禁不息”。私钱的质量也更加低劣，由倒好发展到倒三、倒四，即三四文私钱才值一文好钱。有些恶滥不堪的，甚至盛行所谓的回倒四，折价更低。武宗后期钱币供需缺口更见扩大，而这一缺口就是由私铸钱填补的，私钱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流通钱币构成中的主体。
世宗嘉靖年间，私铸的问题更加恶化。当时一些沿海地区，私铸者甚至将私钱贩到国外去。嘉靖三年（1524），政府曾出榜晓示京城内外的商人，规定好钱以七十文作银一钱，低钱（私钱）以一百四十文作银一钱。可是到六年时，京城市面上流通的也全是私钱，已基本上见不到本朝制钱和前朝的旧钱了。嘉靖十二年，直隶的钱有倒三、倒四、折六、折七等名称，甚至有倒九、倒十的。这些私钱，薄小轻劣，触手可碎，钱文字迹模糊，“字文虽存而点画莫辨”。甚至有的私钱不用铜铸成，而直接用铅铁剪裁而成，每三百文才值银一钱。嘉靖三十三年（1554），政府为肃清铜钱的流通，下令私铸钱一律禁用，又出内库钱作为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即以七文铜钱折银一分。于是官吏们也将所得的内库钱，不论好坏，强行以七文折银一分的比例在市肆中使用，使民间纷乱不堪，结果只得允许小钱流通。当时又正逢连年歉收，四方流民就食京师，加之钱法不通，市井骚然，导致死者相枕藉。十年以后的嘉靖四十三年，由于私铸盛行，再次下令内外各衙门严加防治，一旦查获私铸者，即从重问罪。可是法律重严，私钱却屡禁不止。当时，每铜一斤，值银五六分，可铸钱一百五六十文，十日之间，可得一至二倍的利息。而且这些私铸者主要是一些权贵富豪之家。还有一些商民则把私铸的钱运往各处，四方客商人等云集收买，然后发往各地售卖。
神宗初，铸万历通宝钱。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有条件的都开炉铸钱，“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不敢讦”，一时钱币大增，铜价暴涨，币值大跌。
明末的私钱，名目繁多。天启时有“宽边”、“大版”、“金灯”等不同的品类；崇祯初，又有“胖头”、“歪脖”、“尖脚”等称呼。另外还有所谓“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等不同的名称，可见其品种之繁多。到崇祯中期，由于官府财政吃紧，因此命地方凡有驻军的各镇都允许铸钱以资军饷。由于各地开铸无定规，导致钱式不一，盗铸纷起。当时已经发展到“通用新钱无一佳者”的地步，钱法大坏，降低了铜钱的币值与信用，以致每银一两可折铜钱五六千文。
清朝实行的是不完全的银钱平行本位制，银和铜都作为货币材料，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无主辅币的关系，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当然，私铸的主要对象是钱而非银。
清初顺治元年（1644）仿明朝的办法，在工部设宝源局、户部设宝泉局，开铸顺治通宝，不久又在各地设局铸钱。在大开铸局的同时，又诏令旧钱不许流通，并严禁私钱。然而，不久就由于“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由于官铸不精而出现私钱大行、官钱壅滞之势。为阻止私铸，朝廷反复增减制钱的重量，以使私铸无利而息，但此法并无成效，私铸仍不能停止，且地方的私铸钱随着漕运，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师。康熙后期，山东等地的民间私铸特别兴盛，当时长山县周村一带几乎家家开炉私铸，以致惊动皇帝亲自下令，派德州兵丁前往周村等处捕捉缉拿盗铸者。而到了雍正年间，湖广、河南等省私铸尤其炽盛。
乾隆年间，私铸现象愈演愈烈，甚至可以说凡是制钱流通之处，即是私铸产生之地。尤其是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盛产铜、锌、铅等铸币材料，再加上山高林密，官府缉拿困难，私铸现象更为严重。对此，当地官员也不禁发出了“每年拿获私铸三四至五六起，查禁不可不为严，而此风终难绝迹”的无奈感叹。
乾隆初年，各地用钱甚劣。湖北由于钱少，因此流通中多为“沙板”、“漏风”、“鹅眼”、“榆荚”等劣质钱币，公然配搭在官钱中使用，“甚至将前代废钱，并指顶大小之铜片作为钱形，以及铁、锡等造作埋藏旧钱，掺杂行使，屡禁不止”；江西也因为官炉久未开铸，用钱不足，故“民间俱用小广钱，又搀搭剪边、鹅眼、砂板等钱，奸徒贪利私铸，到处囤贩”。“小广钱”又称“广钱”，即每枚重一钱的康熙小制钱。当时广东流通的有“青钱”（各省大制钱）、“红钱”（即广钱）、“黑钱”（古钱）等名目，红钱和黑钱充溢市上，质轻价重。此外还有吴三桂祖孙铸造的“利用”、“昭武”、“洪化通宝”等钱流通。沿海地区还流通日本宽永通宝。乾隆中叶以后，各地铸钱局各自为政，皆增炉广铸，对朝廷命令阳奉阴违，钱币轻重、大小、成色和比价，各不相同，私铸复又猖獗，其中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为最，所铸私钱一直流布到江、浙等地。这些地方因官钱质次而停铸，私钱更日出不穷。官私钱并出，良莠杂陈。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西奏报禁小钱（指大小、重量小于正常制钱的铜钱，来源主要是私铸）成绩，共收到小钱、古钱三十一万数千余斤。乾隆末年，私铸更盛。各种私小钱如水涌山出，贩者或马骡重载，或舟舫潜贮。市肆之间，私钱公然流通，物价飞涨，造成百姓经济生活一片混乱。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湖地区又收毁小钱三十万九千多斤，可见其数量之巨。
乾隆以后，嘉、道、咸、同、光等朝的货币制度日益紊乱，旧的货币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各地铸钱局也纷纷减重、铸大钱等，更给私铸以可乘之机。嘉庆年间（1796-1820），已发展到“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模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的混乱局面。道光年间，私钱也不少。据文献记载，当时福建、广东等地杂行光中、景中、景兴、景隆等安南国的钱币，有些人甚至仿铸这些外国钱以牟利。
咸丰元年（1851），仅北京一地就拿获私铸私贩案十二起。咸丰三年三月开始铸行当十大钱，后又铸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的大钱。大钱一出，顿时就成为私铸的目标。当年十月，北京就已拿获私铸当五十、当十钱的人犯，次年，又拿获私铸当百大钱的人犯。
当时天津和通州已成为私铸的集中地点。如通州河西务一带，“奸民聚众私铸”，私铸之人明目张胆，竟然于白昼闹市之中公然设炉铸钱，毫无忌惮。通州、霸县、大兴、榆林等州县屡获私铸人犯，行使大钱照旧任意折算，“官铸者七成折算，私铸者四五成折算”。各地私铸及贩运盛行，甚至在北京城内，正阳门外也有人私铸，以致京城“炉匠所用风箱、沙罐，价皆顿长”。津京一带由于私钱过多，“交易往往以铜制钱出，以铅钱私钱杂以小票收入”，导致物价腾涌，百姓生活困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