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朝萧梁时，民间就出现了“短陌”现象，即把不足一百或一千文的贯钱权当做足额钱来用，如“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当时官府是明令禁止短陌的，规定“通用足陌”，但朝廷的禁令解决不了实际交易中钱不足的问题，因此禁令等于一纸空文，到了梁朝末年，甚至以三十五文为百了。唐宪宗元和年间，京师短陌每贯少二十文，至穆宗时因“钱荒”严重，实在无法铸到足够的钱，当时民间已纷纷用不足陌的钱。朝廷也认识到“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由是统一规定，每一贯钱可以少八十文，即以九百二十文为一贯，从此把萧梁时已出现但始终不合法的“除陌”合法化了。唐末哀帝天祐二年（905），虽然还诏令“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五代时，一贯已降为八百或七百文，至有三十至四十文为一百的。北宋时期，“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令民间用钱以七十七为百，从此成为定制，“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
除铜钱外，历代多力推其他材质的货币，以缓解因铜钱不足而产生的“钱荒”问题。如汉武帝时曾发行过皮币，后代也多有铁钱、纸币、白银等的使用。清代实行银、钱双重币制，因此为解决铜荒问题，清政府还强调民间交易要以银为主，用钱为辅。在乾隆帝看来：“五金皆以利民，鼓铸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今唯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是轻重本末倒置，不揣其本为惟末是务也。”
在此认识下，他要求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他支领银两以银给发，各省修理城垣仓库等项领出币银，除雇觅匠夫给发工钱外，一应办买事务都要用银；民间各店铺除零星买卖准其用钱，至总置货物俱用银交易，不得专使钱文。京城当铺典当物品的时候也要以银两为主，六钱以下方可当钱，六钱以上一律当银。各省根据乾隆帝的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规定了制钱的使用范围，如山东规定民间交易在二十两以上者，不准用钱；河南规定凡置买田地房屋价在十两以上者必须用银等等。
不过和前朝增铸铜钱的政策有所不同的是，明、清两朝由于实行的是不完全的银钱本位制度，为了维持官定白银和铜钱相对稳定的比价，政府会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的数额，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因此减少铸额有时也成了政府控制私铸的具体措施。清顺治元年（1644），“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在京师设置了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并由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
2.禁止蓄钱
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增加铸钱，同时又禁止过量蓄钱，限制民间铜钱的储藏量，防止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并使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窖藏铜钱重新投入市场。
贵族官僚、富商巨贾、州府藩镇大量囤积铜钱，造成了钱币流通量的减少，加剧了通货紧缩。禁蓄钱指的是禁止民间过量储藏铜钱，中晚唐和五代曾数次采取过这一措施。如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就下诏预告禁止蓄钱：“……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一方面增加鼓铸，一方面限制蓄钱，双管齐下，以增加货币的流通数量。为了使蓄钱者有思想准备，诏书宣布一年以后要颁布蓄钱禁令，但实际上“禁蓄钱令”到元和十二年才宣布。
法令规定京城文武官员，不问品秩高低，地方各级官吏以至平民百姓，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五千贯，超过此数额的限一月内购买实物贮存；如储钱数目过多，一月之内来不及处理的，则不得超过两个月。
违反禁令者按不同身份定罪，平民处死，官员依律贬官重罚，贮藏的钱没收入官。但是这项法令甫一颁行，即受到贵族富商的抵制而难以推行，“高赀大贾，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能究治，竟不行”。文宗大和四年（830），再次诏禁蓄钱。不过这次略放宽了限额，规定蓄钱以七千贯为限，超过数额的，十万贯以内者，限一年内处置完毕；超过十至二十万贯的，限两年内处置完毕。当然，最后皆不了了之。
同样，由于流通中用钱紧张，五代后唐时期也曾下过禁钱令。同光二年（924）二月，庄宗下诏：“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又工人销铸为铜器，兼沿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搬载处境。”试图通过禁蓄钱、销钱以及铜钱外流等措施来防止铜钱的流失。
金朝政府为了使民间积蓄的铜钱投入流通，也曾采取过禁蓄钱措施。从章宗明昌五年（1194）开始实行限钱法，规定官民之家蓄钱最多不得超过两万贯，告发者奴婢转为良人，佣工赏给十分之一的罚没钱，其余的没收。但是法令公布后，上至官僚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多不遵守，政府的查处惩罚作用不大。最后到泰和四年（1204），政府被迫宣布取消了限钱。
清代也曾行禁蓄钱政策。雍正十三年（1735）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
乾隆时期，针对比较严重的贮存制钱现象，也下令禁止囤积制钱。禁令下达后，京城附近地区钱价平减，且流通中的制钱有两成左右为表面绿迹斑斑的康熙、雍正朝钱。乾隆帝见到如此情形，更加断定囤积现象十分严重，乃颁下谕旨要求各地采取措施禁止囤积。各级官府也根据各地特点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福建规定州县收纳一钱以下零星钱文，每十日一次即发钱铺易换银两；税馆所收零星税钱，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随时出易流通等等。
为加速制钱流通，清政府甚至允许某些地区的赋税可以不用交粮，而全部缴纳制钱。乾隆三年（1738），由于直隶省西山一带的农户手中握有大量卖柴所得钱文，而保定府由于制钱匮乏，钱价昂贵，直隶总督李卫乃决定，“凡近西山一带不拘钱粮多寡，照完纳零钱之例，悉听交纳制钱，既免以钱换银，倾熔短色之折耗，并可杜戥头高下之轻重。各州县即将折收制钱零换兑饷易银起解，或拨作公用流通”。
禁蓄钱的目的在于增加钱币流通数量，限制私人铜钱的贮藏，使退出流通领域的窖藏铜钱重新投入市场，但它与货币的本质有矛盾之处，这一政策只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而限制其贮藏手段的职能。
货币是财富的代表，只要不是非法所得，不管贮多少钱，政府都无权干涉。事实上限制储藏铜钱也很难操作。首先，大量储钱的都是社会上层，政府的禁令很难在这些人中落实。其次，禁蓄钱的前提是掌握私家储藏铜钱的数量，而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总的来说禁蓄钱的实施效果并不好。如清政府虽屡次下令禁止蓄钱，但乾隆年间，囤积制钱之事仍不断出现：“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
3.禁止私销
所谓私销，是指民间私自将法钱销毁，获取币材牟利的行为。历代政府为了保证币材供应，将各处铜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社会对铜材的需要也日渐增多，导致铜材十分紧缺。当某些时候法钱的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就形成了人们销毁法钱的原始动力。
唐代由于钱重，出现了“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的现象，即每千钱如果销毁后改制为铜器，除去加工制作工料的消耗外，可得铜六斤，每斤值六百文，则可得三千六百文钱。销钱铸器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私销也就越来越严重。为此，代宗乃于大历七年（772）十二月，下令除铜镜外，禁止天下新铸造铜器，先前已有的铜器亦不得买卖获利。此后，德宗又于贞元十年（794）下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文。销钱者以盗铸论。”元和七年（812）五月，宪宗颁《禁销钱铸器诏》，规定“今以后诸州府有请以破钟再铸，宜令所在差人监领。不得令销钱毁器，别有加添”，反复强调严禁销钱。
五代时期，由于钱贱铜贵，民间销钱为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各代政府多次下令禁止销钱。如前文提到，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已有禁销钱之令，但效果并不佳。因此两年后的明宗天成元年（926），又再次下令禁销钱为器，并颁布铜器的最高限价，力图使销钱铸器无利可图。
后周政权不满十年，但对钱制抓得最紧，采取过很多措施，如垄断铜源，奖励开采铜矿，进口铜源，毁佛寺铜器，禁做铜制器皿，由官府统一铸造周元通宝钱等等，大力增加官铸货币。太祖广顺元年（951）三月，即规定所有铜钱“所在一色即不得泻破为铜器货卖。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其地分所由节级，决脊杖十七放，邻保人决臀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给与赏钱一百贯文”。不仅私销者要处死，连邻保乡官等人也要受株连而受杖刑，其法令相当严厉。
宋代铜器制造业有了大步发展，当时由于实行禁铜政策，使铜材价格暴涨，由于铜贵钱贱，因此人们常常违法销毁铜钱改铸为铜器，以牟取高价，自然也导致铜钱减少。宋初颁布《宋刑统》，即规定：“将铜销铸别造物色，捉获勘鞫不虚，并依格处断。”太宗淳化二年（991）闰二月又下诏：“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同其罪。”对于铸钱为器者亦是处死。但民间违禁犯法之况仍处处皆在。神宗熙宁时因铸钱数额增多，曾一度解除铜禁。哲宗即位后，又再度申严铜禁。徽宗时多次下诏严行禁止销钱为器，实行保伍连坐，并立定赏格，政和六年（1116）六月，又将赏格提高：
访闻诸路多是销毁铜钱打造器皿，毁坏钱宝……重立赏，严行禁止。检会、政和赏格，告获销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之者，杖罪，钱一十贯；徒一年，钱二十贯，每等加一十贯；流二千里，钱七十贯，每等加一十贯。诏于赏格内杖罪添作五十贯，徒一年七十贯，流二千里一百贯，余并申明行下。
南宋立国未稳，就出现了熔钱铸器的问题，由此，朝廷也加重了处罚，并让百姓结保，行连坐法，下令收缴民间非法铜器，规定犯毁钱制器一两以上就要治罪，同时也开始提高告发者的赏格。绍兴六年（1136）诏令销熔铜钱一两以上，就判徒二年，告发者赏钱三百贯；邻保失觉察没有告诉官府的，也要杖一百，而告发邻保的则赏钱二百贯。但是因为赏罚都过重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遵守，因此后来又稍稍减轻，即：
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令众三日，配本城。十斤配五百里，厢耆巡察人失觉察，杖八十。杖一百罪赏钱五十贯，徒二年钱七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一百贯，每等加十贯，邻保知而不纠者，以犯人减一等。
对于失职的官吏，也有相应的惩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官吏对于民间销钱和私造铜器的行为失于觉察的，“一斤以上展磨勘半年，十斤以上展磨勘一年，五十斤以上展磨勘二年，百斤以上奏裁”，将稽查销钱铸铜器之事与官职的陟黜直接联系起来。
有清一代，私销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不但民间毁钱取铜打造铜器，甚至有的铜商因无法购足应缴铜材而串通奸胥，将制钱熔化取铜凑解额办数量。私销既毁坏国家铸币，加剧“钱荒”的程度，而又往往是私铸的前奏。
清政府认为自己不惜工本铸造制钱，期望钱价平减，故而对于私销制钱十分痛恨，对于私销铜钱为器，有严格的惩治，惩罚力度要高于私铸。康熙十年（1671）定禁止私销铜钱改铸铜器之例，与私铸同罪。乾隆时又多次强调私销之罪重于私铸。乾隆十四年（1749），并将私销罪所受处罚加重，为首者斩决，为从及房主邻甲受贿隐匿者绞决，而当时私铸罪犯为首及匠人斩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发遣，显然私销罪罚比私铸要重得多。次年，减轻对私铸的处罚，但私销罪未减，即定私铸为首者斩候，而私销者则立斩！乾隆三十四年（1769），因浙江巡抚永德在奏折中把熔化制钱私铸小钱按私铸定罪，被斥为“所见全然不晓事理”，强调“从来私销之罪，重于私铸”，还传旨予以申饬。
除了严刑惩治私销犯罪外，清廷还采取了其他种种措施，以防止民间销钱铸器。康熙十二年（1673）及十八年曾两次下令禁民间用黄铜器具。乾隆二年（1737）又厉行铜器禁令，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用铜器，民间旧有铜器限三年内送缴官府，逾期不缴者，“以私藏禁物论”。后来又加严限制，只有一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用铜器，“余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
乾隆年间还曾改铸青钱以杜绝销钱。乾隆五年，浙江布政使张若震上书奏：在制钱中加入锡材，制钱变为青色，熔化后除可改铸为乐器外，无法打造其他器皿，可从根本上杜绝私销制钱、打造铜器的现象。户部在宝泉局试铸后，觉得此议可行。于是乾隆帝决定铸造青钱，“嗣后户工二局应照式铸造青钱，与现在黄钱相兼行使，并行令开局各省一体遵照改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