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魏晋南北朝时期币制混乱下私铸的纷起
三国时期，魏、蜀、吴国先后都发行过货币。曹魏始终沿用五铢钱，一度又以谷帛等实物货币补充五铢钱的不足。文帝黄初二年（221）和明帝太和三年（229）先后两次发行五铢钱，虽然铸行的数量不多，但没有贬值、减重，其货币制度是三国中最稳定的。蜀汉先铸蜀五铢，建安十九年（214）又发行“直百五铢”。直百五铢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达百倍，而且在军事和经济力量逐渐衰弱的同时，其重量还在不断减轻。后来铸造的蜀五铢和直百、值一钱的重量都较轻，并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在日益减重，贬值更甚。孙吴曾于嘉禾五年（236）发行“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两年后的赤乌元年又发行了“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八铢。另外，传世还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这些大钱的形制和名称显然都是模仿王莽的大泉，但面值却增加了十倍到一百倍。因此吕蒙正平定荆州后，孙权一次就赐钱一亿！可见这种虚值大钱已“但有空名”了。接踵而至的数种贬值大钱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人间患之”，老百姓都不愿接受使用。而且这种面额巨大的大泉甫一面市，民间因贪其巨额利润，很快便通行起私铸减重钱，除大泉当千之外，民间仿制私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屡见不鲜。私铸泛滥，“违科犯禁，刑不能止”，流通中充斥了各种私钱和两汉的五铢、环、剪边、无字钱等杂钱，币制相当混乱。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货币制度极其混乱的一个时期。由于各个地区分裂割据，各自为政，而朝代的更迭又很频繁，因此铜钱的形制、大小、轻重、文字等杂乱无章，五花八门。另一方面，各割据势力统治的区域范围都比较小，财力物力有限，导致铸钱的数量不足，不能满足流通领域的需要，只好允许新钱、旧钱、本地铸币和外来铜钱混合使用，因此各种轻重大小的钱币交错混杂，相互之间的比价也没有统一的规定，“贵贱之差，自依乡价”。而官炉的铸钱技术又相对低下，基本上没有形成统一的钱制，造成官铸钱本身外观上差别就很大，不像汉代五铢钱那样整齐划一。
南朝各代先后多次改铸铜钱，梁时还曾铸行铁钱，因而流通中货币名目繁杂，币制非常紊乱。在刘宋和萧梁两朝，因受战争影响较大，政府还曾采取货币贬损政策，造成私钱盛行、物价腾涌的现象。
钱制屡变，低劣恶钱肆行无阻，严重破坏了货币流通的稳定，往往是某种官铸新币刚出炉，很快就出现了仿制的私钱。又由于官铸钱本身质量低劣，因此在粗恶的官炉钱与私铸钱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小样的钱币都可以混合使用。当时还流行剪凿铜钱，一些人将标准的五铢钱用专门工具剪去外廓或凿去内廓，于是出现了剪边钱、环钱等劣质钱币。还有的将铜料或剪凿下来的铜钱碎屑回炉，铸造小钱。这种小钱形状和文字与剪边五铢相同，但背面无内廓，并出现“五金”、“五工”等不同的钱文，甚至有不铸文字的。如传为吴兴人沈充所铸的沈郎钱，钱色青白，隐有外廓，其上文“五朱”，既轻且小。但在流通中这些私铸钱与官铸钱共同行用，不受任何限制。
南朝刘宋立国，文帝元嘉七年（430）铸四铢钱。最初的四铢钱轮廓形制仿汉五铢，铸造较精整而厚重，但钱仅重四铢，其法定重量比足重的五铢钱轻，而朝廷却规定新旧钱同价使用，于是不少投机者便“多剪凿古钱以取铜”，改铸新钱，致使大量薄劣钱币充斥于市场。武帝孝建元年（454），铸“孝建四铢”钱。这种钱版类很多，质量低劣，易于模仿，因此盗铸盛行，虽重制严刑，但无济于事，盗铸之风不息。轻钱盛行，钱轻物重，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困顿之中。可是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人建议进一步减轻钱的重量，以解决原料的困难，于是武帝又令改铸一种更轻的孝建钱，除去“四铢”二字，只留“孝建”的年号，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又加铸比孝建钱更小的“永光”、“景和”二铢钱，这两种二铢钱形制甚劣，无轮廓，不磨，像被剪凿的钱，人称为“莱子”（或作“耒子”）、“荇叶”，但政府仍强制与先前的大钱等价使用，因而民间盗铸者云起，“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同时，政府在铸行景和二铢时，还允许民间私铸，由是“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环钱，贯之以缕，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明帝即位后，先是禁止鹅眼和环钱，继则禁民铸钱，而官府的钱署亦废。次年，又完全“断新钱，专用古钱”，才逐渐改变了货币滥恶的混乱局面。
南齐一朝，仅在武帝永明八年（490）曾短暂铸行过铜钱，且数量也很少，因此私铸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梁初仅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少数地区用钱，其余州郡都是杂用谷帛等进行交易。到武帝时才开始大量铸钱，除铜钱外，还大量铸行铁钱，铸钱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堪称南朝历代之冠，因而货币流通也最为混乱。梁武帝即位初，即开铸五铢钱和一种无轮廓，径比五铢稍小，重量为五铢一半的“女钱”。当时民间还大量使用各种古钱，有“值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又作“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或为小样钱，或为汉五铢的剪凿钱或剪凿钱的仿制品，重量一般为汉五铢的一半甚至更低，轻重不一，作价混乱，流通也非常不便。天监末年，由于官铸新钱短缺，政府采取“听民间放铸，以一万三千易取上库古钱一万”的方法，以缓解“钱荒”问题。但失控的私铸之风必然导致货币过度减重，钱质恶劣，很快遭到市场的拒绝，“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只有“趋利之徒，私用转甚”。因此到了普通四年（523），乃“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以期币制的统一。铁源丰富，铁价低廉，以之铸钱十分方便，可是铁钱的比价定得过高，和铜钱的比值是二比一，况且铁比铜更易得，因此人们群起私铸，十来年间，铁钱堆积如山。公私铁钱遂充斥流通界，而铁钱的购买力却不断下跌，物价腾贵，甚至出现了“交易者以车载，不复计数而唯论贯”的现象。除此以外，敬帝太平二年（557）又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小钱）”，后改为“一准十”。不久又铸两柱钱，与私铸的鹅眼钱同价并行流通，但鹅眼比两柱轻，因此民间多熔两柱，私铸鹅眼钱。终梁之世，货币流通异常紊乱，尤甚于刘宋后期。
陈初继承了梁的乱局，百姓有的用梁末两柱、鹅眼钱，有些地方则倒退到以实物交易。直至文帝天嘉三年（562）改铸五铢钱。这次铸造的五铢钱有内外廓，文字制作也很精整，规定以一枚当鹅眼钱十。经过这次整顿，五铢钱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民间私铸现象也有所收敛。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又铸“大货六铢”钱，以一个当十个五铢，与五铢并行。六铢钱仅比五铢稍重，却要以一比十的比价使用，自然不能长久，因此不久就改为一比一同价使用，后来即随着宣帝的去世而被废。
北魏建国初，由于北方社会经济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生产和商业衰败，倒退到完全用实物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状态。由于流通中较少用到铜钱，因此私铸现象尚不严重。至孝文帝时，于太和十九年（495）发行太和五铢，但由于国家财力所限，没有力量发行足够的铜钱，故允许民间私人按照官钱的样式和大小轻重铸造铜钱。孝明帝熙平二年（517），政府采取了广开铜矿铸钱以收“冶利”的政策，仍继续允许民间铸钱。但此后恶钱日多，到孝庄帝永安初年（528），又步入南朝鹅眼、环的后尘，“鸡眼”、“镮凿”等劣钱，屡禁不止，人多私铸恶钱，“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史言“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不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永安二年铸“永安五铢”，由官府统一铸造。但永安五铢铸造的时间非常短，从当年九月开始，至次年正月即止，先后开铸才几个月时间。由于政府发行的新钱数量实在太少，特别是足重的五铢钱时铸时停，因此各地使用的铜钱主要是古钱和各种减重的小钱。新钱和古钱、小钱的规格不同，大小不一，但政府却规定除质量实在太劣的鸡眼、镮凿钱禁止使用外，其余的钱不论新旧、不限大小，一律并行。至于其间的“贵贱之差”，则“各依乡价”，公开承认了大小钱共用的现象。此后用钱，“轻滥尤多”，“奸侥之徒，越法趋利”，钱文日益轻小细薄。私铸恶钱的问题，一直存在于北魏的后半期。
东魏迁邺后，沿用永安五铢钱，但当时各地私铸盛行，钱之名目也因地而异，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不同的称呼。鉴于流通中货币过于劣质的情况，静帝乃于武定初年（543）诏收全国各地的铜和各种恶钱，全部用来改铸新钱，企图对货币流通的混乱状况加以整顿。但不久钱又“渐复细薄”了，于是武定六年只得再次下诏，规定钱必须重五铢才许流通，可是在全国轻劣小钱充斥的情况下，这样的诏令注定只是一纸空文。
北齐建立后，废除了永安五铢，宣帝天保四年（553），始铸新钱，名“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制作精细，币值也较高。但其流通仍不畅，“未行而私铸已兴，一二年间，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当时采用了提高铜价的方法，意在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到乾明、皇建时（560），私铸又趋转盛，各地币制不一，皆根据习惯行使地方自铸之钱，“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铜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到武平（570-575）时，私铸之风更盛，人们甚至“以生铁和铜”铸造钱币，币制滥恶之至。
北周虽只有二十五年，但频繁改铸钱币。北周初年用西魏的五铢钱，后来又发行了三种贬值的大钱。武帝保定元年（561）铸造“布泉”，与五铢并行，一当五枚五铢钱。建德三年（574）又铸行“五行大布”，一当“布泉”十。到宣帝大象元年（579），再铸“永通万国”，一当“五行大布”十。先后发行的这三种大钱虽然制作精整，但面值一次比一次高十倍，自然也引起私铸的进一步泛滥。
隋初铜钱使用的情况也非常混乱，汉魏以来历代政府发行的各种轻重大小均不相同的钱混杂使用，再加上本朝的私铸小钱掺杂其中，货币种类繁多，各种钱之间的换算相当复杂。文帝得位后，于开皇元年（581）九月发行开皇五铢。新铸的五铢制造比较精致，“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但新钱才发行，民间就开始“私有熔铸”，私钱又开始泛滥。为了肃清货币流通杂乱无章的局面，提高新铸五铢钱的地位，开皇三年四月，隋廷下令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邸肆各放置一百枚新钱样品，携带铜钱过关入境的人都要经过检查，凡不合样的钱币一律没收，入官化铜，旧钱一律停止流通。次年，又宣布如各地仍然有沿用旧钱不作禁止的，则该地方官罚没半年的官俸。第三年正月，复又下诏严禁使用各种杂钱。由此，币制经一系列整顿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开皇五铢开始成为国内流通中的统一货币。
但新铸的五铢钱含铅锡成分较高，成色比较低，而且重量仍然偏低，虽然其法定标准重量是每贯四斤二两，但实际每枚重量仅1.584铢，与“五铢”之称名实不符，铸钱利润偏高。于是私铸者见利竞起，采铜和锡铸钱，甚至磨刮钱边获取铜屑，用来铸造轻薄铜钱，史载“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铅，锡、铅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
开皇年间对各王子有赐炉铸钱之法。开皇十年（590），许晋王杨广在扬州设五炉铸钱，十八年让汉王杨谅在并州设五炉。后来杨广又借口江南民间钱少，请在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遂又被许十炉。另外，蜀王杨秀也在益州设五炉铸钱。由于朝廷放弃了中央统一的铸币权，钱制又逐渐衰败，私铸之风日益猖獗。这些私铸者互相仿效，铸钱质量日低一日，变得越来越轻薄。面对钱质日益滥恶的状况，朝廷只得重祭旧招，又在京城和地方各州的市场上立榜置样钱，凡不合样的钱均不得入市交易，结果私铸稍有收敛。可是数年以后，私钱又卷土而来，流通用钱更加滥恶。于是政府又下诏私铸钱一律销毁化铜，作为官铸的铜材。当时京城中一旦发现有用私铸恶钱交易的，即送官府治罪，甚至有因此而丧命的。在这样严苛的刑律之下，私铸之风才逐渐平息。
炀帝上台后，政令弛乱，而“天下盗起”，私铸更甚，钱质也变得更加低劣，每千钱仅重二斤，后来又减到一斤，民间甚至剪铁片、裁皮糊纸以为钱，混杂在铜钱中使用。轻钱盛行，物价高涨，一斗米甚至卖到数百钱、千钱、三千钱，以至于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