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张
创办浙江大学医学院
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时的教育部准备在几所大学办医学院，其中包括浙江大学。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先请李宗恩先生为医学院筹备主任。后来李先生因为要去掌管协和医学院，因此，就转请时任贵阳医学院教务长和内科主任的王季午先生负责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
1946年浙大开始录取医学专业的新生。新生入学后，先学两年预科，预科课程由浙大理学院开设，医预科主任是生物系的谈家桢先生，选课由谈先生签字。考入浙大时，我原是机械系的学生，到了二年级，1947年暑假时，才转院入医学院二年级，加入医预科学习。因为我是机械系的学生，对医学院的事不太关心和了解，但当时看到，在浙大注册课大厅内，靠西边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是医学院院长的，有时还会看到有一辆人力车停在门前，后来知道，那是因为1947年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王季午先生兼附属医院院长，他的工作需要在附属医院所在地田家园与大学之间走动。当时的田家园只能靠三轮车、自行车才能出入。
2000年我在杭州时去季午师家，他女儿告诉我，在政治运动中有人揭发、批判他，说他出入坐洋车，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云云。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客观情况。
在医预科学习阶段，与季午师的接触不多。我们只是在关心医学院建设进展时，有时会去院长办公室找他。医预科二年结束，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医学基础科即临床前学习，所以老师是谁也是我们学生所关心的，谈话的内容，多半是请到了哪些有学问的教师。季午师曾给我们介绍王仲侨、李茂之老师将要来校的消息，后来还请来了张汇泉、龚建章老师，他们分别教我们胚胎学和寄生虫病。另一件事是随着浙大基建的进展，为医学院基础课专用的实验楼——叔和馆也建起来了，我们的基础课学习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季午师挟着皮包往叔和馆方向跑，想必也是去看看那里的工程进展。
解放那一年，我们正读三年级。解放后，我们学生思想很活跃，要求把原定的七年制（预科两年，前期两年，临床两年，临床实习一年）改为一般的六年。
我也曾充当过学生代表，为此也多次找季午师交涉，后来浙大也同意改为六年。有时遇到一些教师教书不甚成功，我也去反映过同学们的意见。在交谈接触中，我感到季午师总是倾听我们的意见，有时作些解释，有时点头称是，从无疾言厉色。
后来我得知，1945-1946年，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来杭州时，开始尚无住房，他就住在刀茅巷谈家桢先生家中。谈先生和他是东吴大学同学，以后又分别是医预科主任和医学院院长，公谊私交，甚为笃厚。
浙大1945年复员回杭州，校园百孔千疮，许多我们听课的教室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送的低矮活动板房。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浙大医学院，真可以用得上“筚路篮缕”这个词。而季午师所关心的就是要把优秀的教师请来，把医学基础课的实验楼盖起来，把附属医院建设起来。
田家园的浙大医院
1947年11月1日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浙大医院）在田家园挂牌，向公众开放。因为浙大医院有一大批十分年富力强的高水平医师，他们大多是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引入的，有外科学的刘振华副教授，内科学的赵易、张鸿典、李之彬讲师，耳鼻喉科的梁树今讲师。另有内科学的楼福庆副教授和眼科学的姜幸曼教授则分别从着名的中央医院和江苏医学院引进。医院声名鹊起，很快令杭州医界瞩目以看。浙大医院刚成立时，仅一百张病床，地方并不大，但不少从贵阳医院来的医生，英文都很好，他们用英文写病历，因为在大后方的贵阳医院许多医生，都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对于建设一个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季午师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1949-1950年我们进入临床课学习以后，他还想方设法请许多高水平的教师来杭州为我们讲课，这当中有神经科的张沅昌先生，精神科的夏镇夷先生和伍正谊先生，妇产科的李瑞林教授。从中再一次看出季午师的建院思想，他要请最好的师资来教育我们。那一段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从浙大走到田家园，中午下课回校，下午再去田家园。虽然这是一个新办的医学院，但同学们都很自信。
季午师在浙大医院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前半间是秘书办公。有时我们去找他，先要在秘书那边等。记得有一次我去，听得里面有两人在用英文交谈，秘书告诉我刘瑞恒在里面和王院长谈话。后来我知道刘瑞恒是中国救济总署（CNRRA）的负责人。浙大医院初建时，许多设备有赖CNRRA的支持，想必他们是在谈这方面的事吧！延请高明的专家，筹措办院的物质条件，季午师所付的辛苦可想而知！
2003年10月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楼揭幕仪式，我去了，季午师也去了。他发表了热情的即席讲话，未带讲稿，内容很清楚，令人动容。巍峨的大厦已非昔日三层楼房可比；医院范围已北扩到庆春路，不需要再从田家园小巷进出。默默地历数这五十六年的风云变迁，季午师此时心中，想必有无限感慨，在他边上的我，也已是七十六年岁的老人，我的想法是：季午师为我国医学事业，特别是浙江医学事业的发展，真是贡献不小呀！
王季午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临床课开始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有很多机会与病人接触。当时的制度，一个新病人住院，实习医生要做全部物理检查及血、尿等化学检查，并写出完整病历。一个下午如有两个病人入院，实习医生就得忙到午夜，因为病历（中、英文均可）须在第二天早上查房时向主治医师报告。我们的教学密切结合病床实例，有时常中断讲课，走到病房检查一位病人，回来接着上课。我们班上同学只有十五人，教室就在院长办公室的二楼，人少，教学也就灵活。
给我们上临床课的老师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名字之外，还有眼科的蔡戌候、骨科的朱焱、泌尿科的王历耕、X光科的裘敏芗等，以后还有公共卫生学的李邕教授。
老师们讲课各有特色，但季午师的讲课给我们印象最深。在课堂上他讲课很有系统，讲历史发展，引人入胜，令学生了解这个病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当他还是协和医学院医生的时候，就对于黑热病有过研究，所以他讲热带病、传染病就格外引起同学的兴趣与重视。季午师的教学临床（teachingclinic），最令人折服，他从病人的体征、症状，及各种检验结果出发，作出各种鉴别诊断的分析，有时还夹一些他自己所经历的实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最后得出可能的诊断及合理的治疗方案。我们同学们都感到：听季午师的一次临床课和一次查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半个世纪多已经过去了，季午师给我讲课时情态，仍宛然在目，可惜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黄泉碧落，不能再见，思之泫然欲绝！
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1年8月，我们被中央卫生部调去作高级师资进修员，离开杭州前，我去向他告别，我告诉他分配到上海军医大学（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生理科学习生理，我向他表达了我有志于做基础医学的志向，他点首称是。他告诉我上海军医大学生理科主任是朱鹤年教授，介绍了朱教授的学术水平和风格，要我好好向朱鹤年教授学习。当时的我年少气盛，不免讲出一些宏愿大志，他一方面表示赞许，一方面告诉我，科研方向的选择，要通过自己的琢磨与体验。回首我五十多年来的经历，深感季午师的话很有道理。80年代以前我研究过条件反射、大脑皮层、下丘脑及中脑电生理，研究过烧伤输液、军事劳动生理，研究过针刺镇痛机制；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糖皮质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这是我自感比较做得深入的一个课题，到今天已延续近二十年。这一课题，正是沿着自己在工作中的琢磨与体验提出来的。
1995年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杭州的一些老同学，都给我传来信息，说季午师为我能当上院士，十分高兴。1997年浙江医科大学召开重点学科建设评审会，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多次与季午师见面，我向他问好，他神采奕奕，非常高兴。我们两人还在某个展室前合了影。有时碰到一位陌生的来宾，他会向人介绍“这是陈宜张，他是我们浙大医学院第一班的学生”，寥寥数语，可以体会出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1998年杭州四所大学合并为新浙大，1999年浙大领导和郑树、朱荫楣教授等到上海来看望我，希望我兼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并提出王季午先生也有此推荐意见。我自认对于行政工作既无经验，也缺少兴趣，但既然杭州的师长、老同学们均有此意，所以在议定条件下同意了承担这一任务。在1999年到2003年的这五年时间里，我多次去杭州，每次总要去看看季午师，与他谈谈学院的情况，他很少发表什么意见，但显然他对于学院的事情是关心的。
2003年秋天，经我反复提出，浙大领导原则上同意我辞去浙大医学院院长之职，恰好此时我与他一起参加了浙医一院大楼揭幕式。散会回来时，我向他谈了我将要辞去公职一事，他听后说了一句话：“那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话虽不长，反映了他对自己长期浇灌起来的医学院的无限关心，也反映了他对我的信任，这句话我不会忘记，也经常在回味着。
记得小时候读袁枚“祭妹文”，其中有一句话“往事历历，逼取便逝”。记忆中的东西确是如此，有些事感到记忆非常清楚。例如季午师与我们谈话时的那种情态，临床教学时，他穿着白大衣，挂着听诊器的那种姿势等等，似乎都记得很清楚，但要真正深追的时候，反倒又模糊起来。现在季午师已离我们而去，种种印象，都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生活中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关于他的一些往事。现把它写出来，从一个方面反映我所知道的王季午先生，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贡献，同时也寄托我对季午师的无尽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