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
我有幸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我更有幸在我成长过程中得益于两位浙江大学杰出学长的培养和教诲，他们就是中国着名高分子科学家——四川大学的徐僖院士和北京大学的冯新德院士。
1982年我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处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工作。我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见到徐僖先生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是我国化工新材料领域顶级的研究大院。提及徐僖先生，那里的人无不充满敬佩。
徐僖先生是研究院的科学顾问，时常关心研究院的发展。1983年徐先生到晨光院讲学，我第一次学习到关于高分子力化学研究的前沿，第一次知道了流变学的神妙。待讲学结束后，我走到徐先生面前，激动、感动，溢于言表。当得知我是浙大毕业的学生时，徐先生亲切地称我是“小学弟”，说“我们都是浙大的学子”。现在回想起那一次见面，我想我一生受教于浙大，受恩惠于浙大恐怕是上天注定的事——本科毕业于浙大，后来的硕士、博士又师从于一位对浙大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浙大老学长。
1985年我考上由单位委托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徐僖先生任所长的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由于我的努力学习和好的表现，毕业时，徐先生与我工作的单位协商将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之后我于1990年考上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91年徐先生推荐我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着名学府京都大学学习。在时任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PPS）主席、日本流变学会会长升田利史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聚合物流变研究的博士论文。1995年我留学回国后，当浙大提出希望我回母校任教时，徐先生对我讲“只有浙大要，我才让你去；要是其他单位，我是不会考虑的。这是支持母校，回报母校”。
徐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他对浙大的深厚情谊。爱的程度如何形容呢？怀念、惦记、追述，用来描述徐僖先生对浙大的爱太平常。“跟我们浙大比一比看”，“我们浙大的做法就不会这样”。一位阔别母校五十多年的人对自己母校如此的情感是实属不多见的！我想，用“爱在骨子里”来描述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是恰如其分的。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源于他在浙大的求学。
他对竺可桢老校长无比景仰，对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浙大的求学经历无比怀念。
徐先生1940年考入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第一年在永兴，第二年到湄潭，1944年毕业于遵义浙大化工系。徐先生对我讲的最多的格言就是“饮水思源”。其实就是教育我一辈子要感激浙大母校的培养。
徐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对事业、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现在我在浙大做了教授（博导），我对学生的严格实际都是学徐先生的榜样。徐先生对文字要求极为严格缜密。我对先生的英文写作文笔的流.和表达无比钦佩。一篇稿子不管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都是改得密密麻麻，逐字逐句推敲。记得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做英文的Poster。我改了几次，以为可以完成任务了，可还是被徐先生退了回来。我现在寄文字稿（纸稿）都要将钉书钉敲平，也都是照着徐先生的样子做的，目的是防止上下文稿被凸起的钉子划破。我的学生们都觉得这样做寄出的稿美观、平整，都时常好奇地问我何时有这一窍门。同学们也时常在背后赞许我几句，“郑老师岂止口才好，文笔也了得”。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祖师爷徐僖先生教的”。我与徐先生最像的恐怕就是办事的“急性子”了。这个“急”实际上就是办事追求快节奏、高效率。徐先生布置了一项工作，是“追”着、“推”着你去办。稍有耽误，先生就会批评。现在我的研究生最怕的就是我“追”着、“赶”着他们做事。
前些年浙大老书记张浚生教授在访问西藏途经成都时专门去川大看望了徐僖先生。回到浙大就说：“郑强跟他老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徐僖老先生的模子倒出来的。”是的，徐先生的风格、思想，乃至举止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成长过程中，冯新德先生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位恩师。
1978-1982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就知道冯新德教授是我们中国化学界老前辈、是浙大老学长。冯先生1941年12月到遵义浙江大学，做化工系系主任李寿恒教授的研究生。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在化工系读书的叶学洁先生。我初次见到冯先生是1989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当时尽管冯先生公务甚多，但刚一住进旅馆，他就叫我给他夫人叶学洁先生发封电报，告知他已平安抵达成都。此事虽小，但我却深深地为两位老人这样恩爱所感动。1990年4月下旬，应徐僖先生之邀，冯先生偕夫人叶先生来四川讲学、参观。在听完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报告后，遵徐先生之嘱咐，我陪同冯先生、叶先生前往外地参观游览。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冯先生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对我谆谆教导，使我终身难忘。
冯先生教导我要有做人的准则，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特别要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冯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人的一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可以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也可能是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真正的价值在于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作了多少事情。”谈到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优点，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敢想敢做。但似乎又缺少点什么。”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他给我讲述了抗战时期浙大师生在竺可桢老校长率领下西迁办学、求学的情景。“正是具有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正是靠着‘求是’的校风，虽然住茅屋、吃粗粮、点油灯，浙大仍然培养出了、成长出了许多杰出人才。过去许多年了，什么都发生了巨变，但有一条是永恒的，那就是人要做一个地道的人。论条件、今非昔比，但浙大的精神和优良传统永存。”冯先生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们看到了浙大老前辈的崇高思想境界。冯先生鼓励我要树大志、求上进、肯钻研。在询问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后，他对我们讲，在学习和研究中遇到困难不要怕，要多动脑子、勤动手，这样才能长进。作为在高等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我们向冯先生请教怎样才能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冯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搞教学和搞科研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给学生上课，要求教师理论全面系统、语言丰富生动、思维准确严谨；搞科研，要求教师视野开阔，能把握学科最新动态，能促进基础理论的深化，有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更能进一步丰富、更新教学内容。听了冯先生一席话，我们深感他对专业和教育的真知灼见。
自那次见面后至2005年冯先生去世的十五年间，冯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与冯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一直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大背景下，浙大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尤为可贵，认为在母校的环境中最利于我的成长。在得知浙大缺乏我所从事的高分子物理特别是流变学方向的人才后，还专门向母校推荐。后来我才得知，一方面母校虽急需高分子物理人才，另一方面在求聘人员充足的状况且追求高水平的前提下，对引进人才极为慎重，是冯先生的特别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谈起我自己从1995年回母校任教至今十多年的成长和学术发展，不少朋友戏称为“坐火箭”。他们说的可能是我的某些职位和头衔晋升和变化。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从讲师到正教授的晋升。随后又成为系主任、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实际上就1978级的我而言，无论是资历和年龄，与许多一直在高校特别是像浙大这样高水平大学以及中科院里正常成长的我的同辈相比，获得这些也属正常。但恰恰是我自1982年从浙大毕业十三年后回母校时的起点与他们相比太低，他们中不少已是教授，而我才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讲师。因此，我常问自己，如不回母校，我能有今天吗？如不是在浙大的环境里，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如果说“肯定没有”或“肯定不能”似乎有些言重，但说“不确定”，或“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不为过的。也正因如此，今天当我回想起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诲“饮水思源”的时候，我特别感激敬爱的冯新德先生对我的厚爱——推荐我回浙大母校，让我在人生成长历程中有了新的飞跃。
由此，我更要感激我敬爱的导师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把我领进了流变学领域并推荐我出国留学，在国际流变学权威日本京都大学升田教授那里获知并学到了先进的流变学概念和方法，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站到了新的起点。
徐僖先生和冯新德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恩重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