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未能完成的革命
鲁迅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本人也以横眉冷对的战士自居。他与自身生存环境的关系总是在恶化着，几乎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然而，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革命者，他不像许多天真的愤怒青年那样相信，只要点燃胸中的热血，一把火烧毁腐朽的制度，消灭反动的当权者，便可以一揽子解决人世间的问题，迎来无忧无虑、和和美美的温馨生活。比起那些激情高亢、沉湎在对革命前景的向往中的人们，鲁迅要多几分清醒，也多几分冷峻，还多几分忧患，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他的文字不时透露出让人发颤的寒意。
娜拉出走之后的事情
鲁迅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专制的暴力、种族的欺凌、礼教的桎梏、民生的凋敝交织在几万万人的命运里，演绎着各种各样目不忍睹的人生悲剧。作为一名富有侠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鲁迅置身于社会危机的旋涡之中，深感责任不堪承受，良心备受煎熬和击打，的确是忧愤深广。变革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的体制，为涂炭的众生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这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而其他一切问题都只能退而居其次了。但革命牵扯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动摇了各阶层的生存基础，势必引发集团间强烈、反复的对抗和人道主义的灾难。从戊戌变法以来，一次次改良和革命的后面，是一次次复辟和血腥的屠杀，不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又是那么腐败无能，而中国的土地依然疮痍满目，哀鸿遍野。鲁迅以这样的话语描述清末以来上演的革命戏剧：“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集外集·杂语》）目睹这种并非虚构的剧情，鲁迅内心的焦灼无以复加，他曾经感慨，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作为一个热切的人道主义者，鲁迅是最看不得人流血的。在他的文集里，有不少篇章就是写给烈士的祭文，心中的悲愤一次次转化成了无奈的浩叹。
辗转反复的历史经验告诉鲁迅，革命的旗号和承诺，与革命胜利之后的剥开的果实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革命之后还有重重不尽的革命，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一个摆满山珍海味的满汉全席总不可期待。正是因此，鲁迅对自己的反抗行动评价十分低调，“你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
革命的行动就像是娜拉出走，那身后的关门声固然响亮，但出走之后何去何从，是否堕落甚至要回来，实在不得而知。因此鲁迅告诫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坟·娜拉走后这样》）娜拉出走后将会面临很多困难的事情，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将会面对鹰、猫、饥饿、狂风和暴雨。她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哪怕是心理的准备。在《伤逝》里，一对为爱而走到一起的人最终还是要分手诀别。
革命从来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要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提不上革命的议事日程。但是，那些在革命时期退而居其次的问题，并不因为革命成功就迎刃而解，而是惊心动魄地突现出来，使对革命怀着殷切期待的人感到沮丧。特别是利益在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其与权力的联系比道义要密切得多。在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那些在革命时代付出牺牲的人群，甚至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牺牲。出于现实的无法面对与接受，鲁迅主张革命，拥护革命，把它视为涅槃之火，但对革命却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不敢指望烈火中能飞出美丽的凤凰。他曾经指出：“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便郁郁自杀的苏联抒情诗人叶赛宁，成了鲁迅笔下的一个个案，在他看来，叶赛宁就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的，革命最终也革了革命者的命。
反反复复的革命与复辟，像麻将一样推倒重来，折磨、玩耍着鲁迅一度怀着殷切期待的心，使它满含苦难和沧桑。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与铁，火焰与毒，恢复与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于是，他放下了希望之盾，听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野草·希望》）鲁迅和异国的诗人一起，用最刻毒的言语去诅咒希望，可见他心中的沉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深知个体生命短促的人，对历史失去了耐心。
人对人是地狱
他人是地狱。
萨特的命题在鲁迅这里同样成立。从鲁迅的方向看来，不仅革命的结果里尚有许多让人失望伤心甚至要命的要素，就是革命的过程，也常有让人难于接受的事情。革命者的队伍里总是鱼龙混杂，其中会有许多不能同舟共济、忧患与共的人。个体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利益，并不因为加入神圣的队伍而消融。不同背景经历、不同品行德性和不同政见的人，以革命的名义走到一起，力图赋予革命以各自的意义，借堂而皇之的旗号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室操戈甚至叛变出卖，背后捅你一刀，幸灾乐祸地落井下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造反成功之后转过身来将自己的同党当走狗烹也是司空见惯。这类事情是鲁迅最最痛恨的。1930年，在共产党人的动员下，鲁迅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左联”的盟主。但在“左联”的几年，矛盾分歧和明争暗斗贯穿始终，这个革命组织里，他一再受到排挤和攻击，直到最后分道扬镳。光辉灿烂的事业，不知不觉中演化成小人与小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他从中得出这样的经验：“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在与兄弟周作人交恶之后，即便是自己的亲人，鲁迅也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横站”的孤立的姿态：“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书信·341218·致杨霁云》）
同道中的分歧、攻击与陷害，说起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在鲁迅身上却显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鲁迅并不是一个宽宏厚道的人，他对人的挑剔近乎圣人的完美，他的一生始终都没有学会包涵人的缺陷与弱点，就像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也缺少必要的谅解一样。鲁迅还是一个丝毫不打算妥协退让的谈判者，因此很难与社会和他人签约。他对社会的批评不仅是针对事态，而且更针对着人，甚至针对着人格，动辄就要撕人家的脸皮。他对事物持有一种近乎绝对的尺度，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有不快就会喷薄而出，出语又刻毒入木，不留情面。因此，别人很容易得罪于他，他也很容易得罪于别人。这种性格使他拥有许多的敌人和异己，原先的朋友后来也纷纷割席分道，使得异己的队伍不断壮大。
1924年11月的一天，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名叫杨树达的学生因为神经病症状发作，来到鲁迅家中，举止有些反常。鲁迅十分紧张，以为是论敌派来的打手，连夜还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说“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疯子的又是青年学生。”（《集外集》）可见鲁迅对人的狐疑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甚至神经质的程度。1926年，鲁迅应老朋友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学期的课还没上完，鲁迅就向院方递交辞呈。其实并没有事情，不过是顾颉刚等与他观念歧异的“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相继南下，成了他的同事。他“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带来者！”于是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才三个月，傅斯年又延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竟提出抗议：红鼻（顾颉刚）来，我就走！阻止不成真的就卷席走人。见地不同的同行，何至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后来，包括林语堂、钱玄同等老朋友也成了陌路人。
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许多与鲁迅结怨很深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坏人、恶魔，他们与鲁迅的意见分歧有时不过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鲁迅自己也不见得总是在情占理，但他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因此很容易就失去了对人的信任。除了死去的人，特别是烈士，鲁迅很少会赞誉一个人。在鲁迅的意识里，社会的黑暗更多是来自人性的黑暗，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反复，未来之所以不可寄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国民性的龌龊。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由于对人性的不信任，鲁迅对社会的乌托邦抱有怀疑。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两地书·四》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压根就对人不抱什么希望。他从自己为人的经验里得出“一切人的靠不住”（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感慨。包括那些要去拯救的群众，他们很可能会把你像耶稣一样吊死在十字架上。鲁迅可不想效仿耶稣，他不想把自己当成祭品，他期待自己对人的付出应该有相应的回报，甚至把自己的奉献当作谴责和挖苦别人的条件，因此他有了比付出更多的付出——心里总是郁积着深深的怨愤和痛苦，有时候甚至想到要报复。他曾经激愤地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应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两地书·九五》）把自己帮助过的人称作是喝过自己血的人，话说得也太难听了。既然知道喝自己血的人要嘲笑和打杀自己，又何必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呢？很难理解，一个对人性极度失望的人，如何站立到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