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称谓：季风亚洲。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朝鲜、日本，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季风吹拂的势力范围之内。发端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深处的两股暖流，带着湿润的气息，从西南和东南两个不同的方向飘向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将大量的降水洒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两侧，润泽着繁茂的植物，使这个地方成为最适合人类定居的所在。而定居可以说是一切文明的开始。亚洲“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和远远超出一半的世界经历，因为那里现存的文明传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都曾经领导世界达两千多年之久”。
我们知道，最早的人类遗骨化石不是在亚洲发现的，人类的直系祖先看来是在大约三百万年前从东非洲进化过来的。在数百万年的漫长时光里，这些可敬的先祖一直过着被遗忘的、近似于野生动物的流浪生活，直到公元前一万年到四千年前，才在亚洲找到了建立自己文明的福地，并且开始有了文字的记忆。温暖的季风特别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而农业是人类放弃迁移、定居下来的坚决理由。“考古证据表明，稳定农业的最早发源地有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低地周围的西南亚高地和东南亚大部分沿海及海区。”而且，从古代起，亚洲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高。到公元前三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已经有了上规模的城市，城市里也有了官吏、收税员、祭司、金属工匠、文牍员，学校、住房及交通问题，以及现代城市的几乎所有特征。可以说，是季风的熏陶催生了人类的文明。季风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家园，它领导世界的时间至少将近一万年。只是在最近的两百年内，亚洲的地位才转让给了工业文明的欧洲，并承受着屈辱的命运。
亚洲对人类的贡献除农业文明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那就是宗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体系都起源于亚洲。亚洲人很早就仰望天空，并惊异于宇宙的苍茫与人生的孤独、悲苦和短促。他们把人的存在置于无限的时空中来加以思考和体悟，从天空中寻找永恒的慰藉，寻找地上所没有的或失去的东西。而那些先知先觉者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信仰的体系，使进入体系的人们免于精神的绝望和灵魂的孤独，使人间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体制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各种信仰体系之间的分歧所引发的误解、对立和仇恨，以及由此导致的残酷的战争和迫害，同样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中亚和印度的土地一度为圣徒的鲜血所浸染。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类共同关怀的政治家，为调解各种宗教之间的分歧，为实现某个国家与地区的安宁，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与中国万历皇帝同时代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这个出身穆斯林的统治者，废除了已经由穆斯林征收了几个世纪的异教徒税和印度教徒朝觐税，还废除了自十世纪穆斯林首次入侵以来的将战俘及其家人变为奴隶、强迫皈依伊斯兰教的令人心酸的做法。“正如他拒绝将伊斯兰教视为唯一真正宗教的教条一样，他也不能接受任何一种信仰为绝对真理，除非是对全能创造之神的万灵信念。”“他可以花上好几个夜晚独自一人在寻觅真理中祷告和默想。1575年，他建了一间礼拜堂，不时邀请各类哲学家和神学家到那里讨论，被邀请者起初来自伊斯兰教各思潮的学派，后来则来自他所能召集到的各门宗教，其中包括独自修行的圣人、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印度教萨图和穆斯林苏非派、耶稣会教士和伊朗拜火教徒。”为了充分显示其宗教宽容政策，阿克巴为自己挑选的四个妻子中，有两个印度教徒、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出于对印度教的尊重，他禁止宰牛，并把自己变成素食者，甚至放弃了对狩猎的爱好。晚年的他越来越相信把许多种宗教的思想调和起来的苏非派或伊斯兰神秘主义，希望能在对神的普遍之爱的基础上无须宗派教士就能联合各种各样臣民的新宗教。但他偏离正统伊斯兰教的行为震惊了很多穆斯林领袖，从而引发了1581年反对他的叛乱。时至今日，阿克巴的事业还未完成，他的理想后继乏人。
此外，墨菲的《亚洲史》还告诉我们一些出现在亚洲的特别现象，譬如密集的人口、没有隐私的家庭、集权专制主义，还有写意的艺术，以及东南亚妇女高上的社会地位，等等。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在亚洲而不是地球的其他地方？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成规模的效仿西方的生活，成功套用欧洲模式的民主政治。这都是值得人们深究的问题。亚洲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季风中隐含着挖掘未尽的深刻的秘密。罗兹·墨菲不愧为费正清的嫡传弟子，他对历史的叙述有自己特意选取的视角，同时也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和多义，使阅读变成一个相当有趣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在地面上活了一万岁的幸运的人，那他快乐的时光大多应该是在亚洲度过的。如果在公元前三千年前，他应该选择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带生活。在那里，他有许多可以选择的身份，比如说在城里做一个税吏、一名文牍员，或是一名青铜工匠。当然，乡村里当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种种麦子也不错，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相当像样的灌溉系统。如果是公元前五百年前，他应该前往印度和中国。那里有先进的铸造技术，规模不小的城市，相当成熟的社会制度，还有发达的文字系统和沉思默想的哲人。在那里，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一个精明的商人都大有用武之地；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弟子，倾听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教诲，也会受益匪浅。总之，亚洲的经历是一段幸运的旅程，季风留给人类不少温馨、甚至也有些浪漫的记忆。当然，季风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而湿润的气息，还带来风暴和闪电雷霆，带来了洪水猛兽，带来了瘟疫、战争、屠杀和各种灾难，不幸和罪恶同样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洪水，它对于农业社会的打击是摧毁性的。这就是集权制度在东方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几千年的历程中，亚洲人的安宁幸福生活几乎都是在强大王权的庇护下获得的。进入十八世纪之后，亚洲基本上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季风使人衰老。这时候，一个幸运的人应该赶紧抽身离开，不然，灾难就会将他选中。
他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