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道主义体制的质疑、控诉和修订，一直都在进行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就主张六道众生平等的思想。尔后的佛教以不杀生的戒律体现了对所有含灵生命的慈悲，相当数量的佛教弟子保持着素食的良好习惯，天道主义在僧团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生活体制。《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告诉我们：边沁在1780年完成的《道德与立法之原理》中，把动物与黑奴的处境作了对比，期望有一天“动物可以取得原本属于它们，但只因为人的残暴之力而遭剥夺的权利”。将近一百年之后，达尔文又指出：“人在张狂自大中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作品，只配由神来创造。在我看来，比较谦虚而正确的想法是：人乃是从动物中创造出来的。”差不多是一个百年之后，1975年自称并不热爱动物的彼得·辛格出版《动物解放》一书，首次提出了“动物解放”的新伦理观点，思想的核心原则是生命间的平等尊重，并强调这种平等尊重，不仅应该打破人们在种族、性别、年龄、国籍等方面的隔阂和界限，还应进一步扩大到有感知力的生命。他认为如果人道主义只追求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受压迫人类群体的平等，却拒绝对非人类生命给予平等的考虑，这种人道会站不住脚。动物自身不具备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条件，没有能力用投票、示威、舆论或者法律这些人们惯用的自卫手段来对抗迫害，需要人类站在这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动物的立场上，替它们争取权益。从1822年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虐待动物的《马丁法案》问世，到今天各国实施的动物福利和保护法，主旨大同小异，为了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必须人道地对待动物。具体来说，“动物福利的概念就是要让动物在健康快乐的状态下活着，保护动物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死亡，为人提供食物的动物，虽然无法不被宰杀，但人有责任减轻它们活着的时候所经受的痛苦。还说好多国家已经出台了动物福利相关法案，认同国际动物福利的五个标准：免受饥渴的自由；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免受恐惧和不安的自由；享有生活环境舒适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动物福利》）2002年，德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将保障动物生命存在的权利作为修宪的内容，写进该国的宪法。
有关动物福利方面的法案，都是将人道主义的原则打一些折扣之后，应用于动物身上。它在阻止商家虐待和践踏灵性生命方面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实施法案的国家，“如果你不注意动物福利，你的肉产品在市场上就卖不出去，因为恶劣环境下饲养的动物会分泌各种毒素，损害食用者的健康。里边举了一个例子说，乌克兰农场主历尽千辛万苦颠簸了60多个小时，把一火车皮的肥猪运到法国，却被法国有关部门拒之门外，因为在长途运输中，这批肥猪没有按照法国的有关动物福利法规，在乘坐交通工具36小时之后，必须下地24小时喂食清洗充分休息，才能再度起程。”（《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动物福利》）
然而，这种外在的行为约束，并不能改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功利关系，为人道目的杀死动物在各种法案中都是得到豁免的。畜道与人道的平行似乎没有可能，因为“动物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求。假如给予动物以人道待遇，需要人们压抑自己的个性来实现，妨碍了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悭吝的人道》）。往前迈进一步就很困难了，但良知使有良知的人无法停下来。许多人因此一脚踩到动物生命神圣的立场上去，以一种极其高亢的态度来反对人，向自己的同类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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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冷漠和袖手，关怀的成本要高出许多个倍数。当我们敞开宽阔的胸怀，拥抱所有含灵众生的时候，麻烦就随之而来了，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局。在作为全书楔子的开篇《那天晚上》一节，蒋子丹就充分描述了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困局。在人类社会里，贫困、迫害、暴力、屠杀等人道主义灾难此起彼伏，充塞着生活的频道。以人类目前的消防能力，要想熄灭地球上不断发生的火情都十分艰难，要翼护好自己的亲人和孩子都常常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把所有的生命都抱入怀里。当一群蚂蚁侵入你家的食柜，一群老鼠在你的厨房里安家落户，一群野猪把你的庄稼糟蹋得一片狼藉，一只老虎闯入你的村庄的时候，一场鼠疫席卷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你是否像对待人那样对待它们？你能够放弃人类利益的优先性而去考虑它们可能面临的困难吗？你能够彻底修改自己的食谱，不把动物当成自己的菜肴？你能做到不穿皮衣皮鞋，甚至不骑马和用牛耕地吗？而且，一旦朝这个方向深入进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怎么也做不圆的事情。整个生命世界的构成逻辑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正是通过各种物种互相之间血腥的吃食，生命社会循环往复的平衡关系才得以维持，使生命得以存在而不走向灭绝，陷入同归于尽的荒凉境地。这种不仁不义的仁义，可以说是生命的原罪，也可以说是造物主的过错。这是一个世界缔造者早在无始以前就已经面对的无法克服的难题，我们对此只能深表遗憾。像给黑人与白人同等的地位、给妇女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一样，给动物与人类相同的待遇，作为一种理念是可以成立的，但实践起来却难以落实。如果依照仁义的原则，人类终止了对动物的杀戮，并且阻止了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生命世界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和许多有着自省意识的人一样，蒋子丹女士在人道与天道的交界处颇费踌躇，她写道——
像我这样坐在真皮沙发上，阅读一本为动物解放大声疾呼的书，本身就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以深深的同情关注动物命运的同时，我能不能再也不吃猪的肉，不穿羊的皮，甚至不喝牛的奶？能不能细心照料自家的老白猫之后，对厨房里成群结队的蚂蚁也满怀友善实行大赦？能不能再为死在斗牛士剑锋下的公牛掬一把同情泪之后，再也不看电视台播放的马戏，再也不进动物园？
她说她“惭愧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素食者，一段时间不吃肉，就会想吃肉，或者情不自禁地吃了肉。虽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减少了食肉的量，但仍然不能彻底克制食肉的欲望”。知行合一的要求，使她不像某些写作者那样一脚就站到人类的对立面，把自己变形成一个忿怒金刚，而是以一种低倾的姿态，细心考量事情的各个方面和问题棘手的复杂性。《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涉及一些无法克服的命题和极端的情况，如动物生命状态与天敌的关系，如在极度饥荒的时期人把人当菜吃，等等。因此，她清楚地意识到：“‘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想象中的大同世界，今天看起来，真像一个神话中的仙境，让人可望而不可即。”要完全过渡到天道主义的体制是不太可能的。人首先是人，当他在荒原上看到同伴与一只狼搏斗的时候，你总不能要求他站到狼的一边，与狼一起合伙把人打死。他应该顺理成章地站到人的立场上。就像狼自然把狼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样，人作为人的利益优先性是一种天然的立场，但在人道优先的前提下，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冷漠、残忍、歹毒地对待其他生命。他仍然可以设法将人道社会的某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推广到整个生命世界，以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协调统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努力的美好方向，但也意味着人类非人道地对待动物的现象将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甚至最终也难以彻底终结。
因此，当蒋子丹女士说出“当我们真心关注生态，就等于踏上了一条绝望的路”的时候，我能够理解她所说的“双向的沉重”，但不认为这种沉重本身等同于绝望。
《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叙述了两起发生在北京的、让人深深感慨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2005年3月某日，一位在铁路边遛狗的北京妇女，为把自家的小狗从呼啸而至的火车轮下救出来被撞身亡。赶到现场的记者，看到那只因为顽皮而酿成弥天大祸的小狗，正两眼发红，双腿颤抖，发出低声的哀鸣企图靠近已经停止了心跳的主人。
2005年10月8日清晨，年轻的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王培从北京某幢楼第24层跃身而下，结束了自己仅仅33岁的生命。我在网页上看到了她，一个素面朝天笑容清纯的女孩，阳光的眼睛里看不见一丝厌世的阴云。可是她选择了死。
从火车轮下救出小狗是一种义举，那个被撞身亡的妇女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必像商贩那样去掂量人命与狗命的轻重。能在这样的瞬间奋不顾身去救一条狗的人，也能够在这样的瞬间奋不顾身去救一个人，重要的不是所救者是人还是狗，而是她为了救护别的生命安危的奋勇姿态。至于王培女士，她的行为我们只能深表遗憾，并且暗暗祝福她一路走好。这个世界的灾难有着重重无尽的缘起，它的消除有赖于千万人的觉醒和绵绵不绝的努力。既然已经有了自觉和努力，我们就应该信赖时间。生命的苦难由来已久，人类的罪孽也积重难返，我们需要有足够超脱的精神才可以去关怀。对于一时不能改变的状况，包括永远也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且，不论面对任何情境，我们都没有理由再去伤害挂在自己名下的生命。它来自父母的恩爱和哺育，来自于天地无始的造化。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如果人类不是一种高尚的生命，如果人类把自己等同于狼、狮子、老虎等其他物种，以上的问题都不会存在，或者说，都已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