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早晨8点，九龙上空凄厉的警报声骤然大作。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位于九龙的启德机场，掐断了香港与外界唯一的航空通道，与此同时，兵分两路，袭击新界和九龙半岛。
从上海，到武汉，到重庆，再到香港，战火再一次追上了萧红逃亡的脚步。
这一天，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政府随即颁布了对英、美宣战的天皇诏书。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
凄厉的警报，盘旋的飞机，此起彼伏的轰炸，玻璃被震碎的声音，逃命的人们仓皇地惊叫……这一切，在萧红听来都并不陌生。可是，此前每一次经历这些，哪怕是在身怀六甲大腹便便的时候，她至少也是个能行动自如的正常人，而这一次，她怕是再也逃不掉了。
不久，端木接到骆宾基打来的辞行电话，战争爆发，他想突围返回内地。端木请求骆宾基暂时不要走，留下来帮忙照顾萧红。骆宾基想到几个月来端木对自己的帮助，又想到萧红卧病在床的难处，立即应允，并很快赶了过来。
上午9点，柳亚子冒着空袭赶到乐道来看望萧红。他关切地问：“你好一些吗？”萧红抓住他的手，眼里流露出极度的恐惧，不断说：“我害怕！”
“你怕什么呢？”柳亚子安慰道，“不要怕。”
萧红颤声说：“我怕……我就要死。”
听萧红如此说，柳亚子心中亦觉难以平静，为了安慰她，他强作镇定，说：“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
萧红说：“我是要活的！”她的声音依旧喑哑而低弱。
柳亚子要回去了，端木送他出门，临走前叮嘱骆宾基：“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萧红仿佛怕被人抛弃似的，惨白的脸上现着恐怖的神情，对骆宾基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
12月9日凌晨，在于毅夫的帮助下，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带着萧红渡海转移到香港岛，住进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的一间客房。而此时，日军势如破竹，步步紧逼，香港岛同样危在旦夕。
12月11日，英军开始从九龙撤退。
12月12日，日军攻占九龙。
12月15日，戒严开始，食品被管制出售。
12月16日，日军试图强行渡海，炮声彻夜未停。
据说，萧红住进思豪酒店不久后，端木就出门去了。约有七八天的时间，他间或回来过一两次，但又马上离开，不知去向。
一天，萧红突然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端木回来了，为萧红带来两个苹果。萧红问：“你不是准备突围吗？”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说着，不久就走了。
多年以后，萧军听说了这件事。直到古稀之年，他依然难抑心头的愤怒，在文中痛斥端木蕻良道：于萧红病入垂危之际，斯时日寇正进军香港，彼号称萧红“知己”D.M者，竟怀资鼠窜而逃，弃萧红于不顾！呜呼！“人”之无良竟至于如斯乎？一叹！
在思豪酒店的几天，萧红大多是在回忆中度过的。骆宾基是张秀珂的朋友，得知这层关系后，萧红对骆宾基更感亲近，对他倾诉，就像是对久别重逢的弟弟倾诉。
她说到呼兰老家，说到自己的父亲，说到一路流亡的悲欢离合，自然也说到了萧军。断断续续的轰鸣声中，她感到无边的恐惧。她知道，若是此时萧军在身边，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害怕。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多大的困厄，他都会主动替她扛起来，只要有他坚实的怀抱，她就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而现在呢？她无法不担心自己会被唯一的亲人离弃，无法不担心自己会死在这连天的炮火之中……
12月18日晚，日军从香港北角登陆，日英双方激烈交火。一颗炮弹落在了思豪酒店的六楼。
端木蕻良到底没有突围，他回到了萧红的身边，在这个绝望的夜里，带给了妻子一丝凄凉的希望。
19日一早，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转移到后山别墅。而后又在于毅夫的协助下迁至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周家此时已住进了很多避难的亲友，无法再安置一个肺结核病人。他们只能再次转往告罗士打酒店。临行，周鲸文交给端木500元港币。
驻港英军节节败退，日军攻入黄泥甬道。不久，占领了告罗士打酒店，改名半岛酒店，作为指挥部。几经辗转，萧红被安排到时代书店的书库里暂时落脚。
12月25日下午，港督下令停战，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在这个萧红曾期盼着和朋友们聚餐的圣诞节，她再一次目睹了一座城市的倾覆。
傍晚，周鲸文来到书库看望萧红，只见她蜷伏在一架小床里，似在沉沉熟睡中。周鲸文不愿打扰，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这里。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萧红，14天后，他乘渔船逃出了香港。
12月28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发行军票，正式接管香港。紧接着，出动大批特务搜捕中共干部、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
1942年1月9日，30多位文化人士由东江纵队护卫，撤离港九。
1月15日，柳亚子亦秘密离港。行前馈赠给萧红一笔医药费。
萧红和端木在香港的朋友越来越少。此前一直帮助他们撤退的于毅夫找到端木，代表组织把用于撤退和给萧红治病的钱交给他，并告诉他，因为自己要帮助其他人撤离，端木和萧红的撤退，组织安排由王福时负责，一旦萧红能够行动，就立即与之联系，由其护送离港。
连日来的惊惧和颠簸，使得萧红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咽喉水肿，呼吸困难，急需就医。端木多方打听和寻找之后，得知香港最大的私立医院——养和医院已开始收治病人。1月12日晚上，他将萧红送入了这家医院。
经诊断，萧红的病症是由气管结瘤引起的，必须通过手术摘除结瘤。端木坚决不同意手术，他的二哥曾因骨结核开刀失败而卧床多年，他知道结核病人刀口不易愈合，故而十分担心手术的严重后果。
但萧红治病心切，呼吸困难和憋闷已经让她无法平躺，在病痛的折磨下，她已听不进端木的任何劝阻，以为一旦手术就能迅速解除痛苦。见端木始终迟疑不决，她自己拿起笔在手术单上签下了名字。
1月13日，萧红被推入了手术室。手术似乎进行得很顺利，结束后，萧红很快苏醒了过来。
端木一颗悬着的心似乎就要放下了，他看到萧红想要说话，连忙俯下身去，却听见妻子用沙哑的嗓音说：“开刀的时候，我听医生说没有瘤……”
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医生的误诊对于萧红无疑都是重重的一击。这一次，她更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迫近。
由于手术后刀口不封口引发感染，更由于缺医少药，萧红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养和医院束手无策。
1月18日，在一名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的帮助下，端木和骆宾基把萧红转送入刚刚开始收治病人的玛丽医院。下午2点，萧红在玛丽医院手术室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至此，她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19日零点，萧红见骆宾基醒来，眼中流露出关切的神情，她微微笑着，打手势示意骆宾基给她一支笔。
得到纸笔后，她写道：
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
骆宾基连忙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话未说完，萧红便挥手示意他不要打断自己的思路，她继续写道：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而后，掷笔微笑。
凌晨3点，萧红示意要吃药，并吃苹果半个。她在纸上写道：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写下这样凄凉的话，她的神色却很恬静，仿佛已远离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
两天之后，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门外挂上“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病人一律被赶出。萧红被转移至一家法国医院，但法国医院随即又被军管，病人都被赶到法国医生设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里。这里没有药品，也缺乏医护人员，条件极其恶劣。手术后的萧红，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意识到自己已时日无多，萧红费力地在纸上写下“鲁迅”、“大海”等几个字，希望端木暂时将她埋葬在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将来若有可能，再迁至鲁迅墓旁。
1月22日早晨6点，萧红陷入深度昏迷。医生无计可施，示意端木准备后事。
9点，骆宾基看见她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上，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着。
渐渐地，她的嘴唇逐渐转黄，脸色也逐渐灰暗，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
1942年1月22日上午11点，萧红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爱她的人们，终年31岁。
悲痛欲绝的端木蕻良请来一位摄影师，为萧红留下了最后的容颜。
在送萧红的遗体去火化的路上，他用小剪子剪下了一缕爱妻的头发，放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仿佛这样做，她从此就不会离开他了。
几经周折，端木终于获准将爱妻的遗骨埋葬在浅水湾的海滩边。
为了最大程度确保能留住骨灰，端木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个瓷瓶里。
1月25日，端木在骆宾基的陪同下，进入日军军事封锁区，将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丽都酒店前石砌的花坛中，封土之后，在上面立下了他亲笔书写的“萧红之墓”的木牌。
1月26日，在中文大学一个学生的陪同下，端木将另一半骨灰埋在了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东北向的一棵树下。
萧红在这遥远的异乡，静静地安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