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笑欢·情聚
爱情不是活着的全部。生命的光，总在最美好的岁月中闪耀，明亮，深远。抓住这道光，灵魂沁出香气。
她的一生，若说是一本满溢着淡雅墨香的书，书的写作者一定将所有得意的笔墨都用来描绘那一章；若说是一台引得无数瞩目的戏，戏剧的导演一定将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那一幕；若说是一株香远益清的莲，那么那一段岁月，定是花开得最美的时光。
那时的林徽因迸发了自己最炫目的光芒，不仅迷住了年轻的金岳霖，更是倾倒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无数文化精英。
1930年之后，徽因和思成搬到东城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里。徽因的父亲原本很注重保养身体，奉行“少食多餐”的原则，久而久之，徽因也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他们家中下午常常备些茶点，对于一些朋友来家里造访也是十分欢迎，每星期六还会有一个茶会。后来，随着老金在他们后院的定居，茶会的地点便移到老金这个“单身汉”的小院中。久而久之，他们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就像花的香气一样四散传播，吸引了不少或熟识或未曾谋面的文人雅士慕名而来。
且不用说徐志摩、金岳霖等如同家人一样的至交好友，常来茶会的比较有名的就有文化领袖胡适、老金的好朋友政治学家张奚若、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李健吾、萧乾等，还有邓叔存、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陶孟和、李济等各个领域的尖端人才也都是座上常客，这些精英们大多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而且多能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观点。陈岱孙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提起这时期的聚会时说道：“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时间，梁家客厅聚会格调之高堪比“诸葛庐、子云亭”，却并不似刘禹锡的居室之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如此描述这间客厅。
梁家夫妇都是建筑学界的奇才，徽因在大学所修的又是美术，这对璧人在对自己居室布置上有着极高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天分，他们的客厅布置得既优雅又有情调，客厅的摆设即使在今天留下的黑白照片中看见，也让人觉得温馨漂亮。
凤栖于梧，鸣于高岗。这样灵秀的人儿，若不是这样美丽的环境，怎能配得上她的天生丽质与美好曼妙？
林徽因的父亲喜欢英伦的下午茶，他爱下午茶的悠闲，所以经常请一些青年才俊到家中做客，徽因耳濡目染了这一切，所以也习惯了每日下午泡上一壶茶，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就在这样一个漂亮的客厅中，各领域的精英们在茗香袅袅中坐论天下，每周都会上演一场文化的嘉年华会。本来只是友人间的交流茶会，却因为另一个女作家“呷醋”的一篇短篇小说引发的闹剧而被赋予了名字——太太客厅。
徽因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在当时的社会上都是很有名的，就像山峰上的皑皑白雪，并不能同为俗世所污染也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当男人们为她的理性倾倒时，女人们却一致认为，是这个女子“狐媚”了她的宾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她的杰出能够吸引人，自然也会遭人忌妒。
但，茶会便因此有了一个名不副实但却为人津津乐道的名字——太太客厅。
说它“名不副实”，是说当时的茶会并不是徽因组织，而是思成和徽因共同对朋友提出的邀请和一些雅客的慕名而来，而地点更不只是“客厅”，聚会常在老金的院子，偶尔还挪到一家中国餐馆。
在“太太客厅”中，徽因往往是众人目光的集聚，费正清形容道，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徽因的魅力并非惺惺作态，那些学术界的精英们也不是浅薄之徒，不可能单单为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光鲜外表而欢聚一堂。事实上，徽因所知所学涉猎很广，不论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在荒郊野岭，她就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爬梁上柱以求得到最精准的数据；在“太太客厅”，她又化身一名最热情的演说家，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她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和徐志摩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和费慰梅就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展开话题；她能够从一个沙发垫布谈到美学，从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聊到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又追根溯源到亚历山大东征；她能用方言讨论各地域不同的人物语音，模仿起来惟妙惟肖……
费慰梅语带惊叹地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可以想见，当时在场的人们如何为她的热情所感染，如何为她的机智所倾倒，如何为她的精辟警语所折服。
“太太客厅”中的徽因，对问题的见解往往一针见血又十分独特，言语中无意流露的智慧如同太阳照耀下熠熠闪光的宝石，吸引着众人的注意；她对艺术的审美带有与生俱来的敏感，如同待放的花苞不必推算日子，从东风的气息中就能准确地知道春天渐近的脚步，绽放的华丽使得人们纷纷为之驻足；她的精神世界空间极广，各种奇思妙想如同精灵一般挥着翅膀在其中飞舞，偶尔碰撞在一起便变成了不吐不快的灵感……她如同一个演员终于找到自己的舞台，台下的观众除了倾倒，没有更好的选择。
老金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提道：“她激情无限，创造力无限，她的诗意，她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总之，人所渴求的她应有尽有，除却学究气。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看看徽因，是多么丰富多彩，而可怜的我，多么苍白。”
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老金的话对于徽因的才情有过誉的可能性，那么她的丈夫对她的评价不能不说中肯。思成在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提到徽因时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的反应同样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那时，作家萧乾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在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蚕》，徽因对这篇文章极为赞赏，便邀请萧乾来“太太客厅”。萧乾对徽因第一面的印象极为深刻：“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萧乾心悦诚服地说：“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太太客厅”并不是徽因的“一言堂”，在林洙的回忆中，徽因和思成就常常针对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发生争论。“从中国古建明间较次间面阔是好传统还是不好；西班牙阿尔汗伯拉离宫建筑的评价到新建苏联展览馆设计的得失等，无不涉及。”这时的思成不再微笑着倾听，而是据理力争。双方都是建筑界的大师级人物，都有充足精深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时候甚至争论到面红耳赤，非得说服对方不可。对于旁听的外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餐文化的饕餮盛宴，每每回味时都觉得意味无穷。这对璧人就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在自己的领域如鱼得水地畅游嬉戏，夫唱妇随、琴瑟和鸣。
客人们往往也能自得其乐：上一刻，费慰梅才以她在国外的档案中看到的清朝官场上的笑话博得众人一笑；下一刻，老金又开始诵读各种英文读物，内容不光有他钟爱的哲学，还囊括了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大家边听边议论；这厢，思成才给大家讲了一则他在川滇调查时看到的婚礼对联，“握手互行平等礼，齐心同唱自由歌”；那厢，萧乾在和沈从文先生就一篇小说中的某个情节如何设置谈得热火朝天；大家这里笑闹成一团，没留意张奚若又拉着费正清躲到角落研究政治，坐下来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这个原本只是朋友圈子的小小聚会，渐渐变成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在当时引起多少知识分子的心驰神往。而徽因作为客厅的女主人，在这个客厅如一粒渴水的种子，汲取了足够多的不同领域文化知识和见解，丰富了她之后的诗文创作和艺术灵感。
然而，她最大的收获并非在学术界的芳名远播，也不是什么仰慕者数量的增多。徽因在这个沙龙上，和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熟识起来并彼此爱慕。这个人，就是费慰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