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释】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循着内在的诚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驾驭本性的道，是时刻不能离开的；那些可以离开的束缚，都不能称之为道。所以，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
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有所节制，这就叫“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及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
1秉承天命，天人合一
《中庸》开宗明义，肯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性”、“道”、“教”三项，用以解释“道”的渊源。作者认为：上天以阴阳五行的道理来交付给人，人类运用这些道理来修成诚的美德，这就叫做“性”，人有了性之后，做事遵循它，这就叫做“道”。圣人应当运用“道”去约束民众，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使做事过分的人回撤，使做事不及的人前进，这就叫做“教”。在作者看来，先有“性”，后有“道”，再有“教”，“性”、“道”、“教”三者是相承的，在逻辑上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论产生的一个源头。这三句话是《中庸》的开端。理解这个开端是我们进入《中庸》的关键。
在这里，“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的一部分，他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与他的知识（生来就有，区别于动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仁”。这个“仁”，以他的知识为特征，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萌发的种子，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这里“天命”中所谓的“天”并不是现代人自然意义的“天”。这个“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至上神。在儒家看来，人自降生之日起，就必须听从“天命”，在“天命”中完成自己，成就每个人异于禽兽的本性，完成“天命”的赋予。
在《中庸》里，“天命”是内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提供某种规范，而是直接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给人以命令。在这一传输过程中，给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则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而“天命”是每个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思想中，人必须完成“天”所赋予之“命”，因为这正是人异于禽兽能成为人之处，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中庸》这一思想后来为孟子及宋明儒陆王学派所继承。孟子道性善，曰求放心，陆王曰心即理，便是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钱穆先生在一次名为《中国人的思想总纲》的学术文化讲座中，曾这样解释《中庸》开卷的三句话：
“四书里《中庸》的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天命赋予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性’字。我此次来讲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这意思。为什么你的‘性’这样，他的‘性’那样；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西洋人又不这样。这需要拿天时气候、山川地理、历史传习等种种，会合起来讲。简单说来，这即是所谓‘天命’。天在哪里？就在我本身，就在我的‘性’。我的性格，就是天的一部分，我们人就代表着天了。可是一个人只能代表天的小小一部分。你是一女子，便是天性之阴；你是一男子，便是天性之阳。人分阴阳，天亦分阴阳，如昼夜寒暑等。中国的阴阳家便喜欢从这里讲。此处不详说。”
“现在讲到《中庸》第二句：‘率性之谓道。’‘性’可以讲是天性、人性，‘道’亦可讲是天道、人道。率，遵循义。遵循你的天性而发出的，便是人生大道，亦可说是自然大道。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都是率性，即都是道。违背人性，就非道。魏晋清谈讲坦白，讲直率，把你的内心坦白直率地表现出来，这就偏于道家义。儒家言遵循，工夫便要细密些。但儒道两家还是一义，都是通天人。或许一个种田人比一个读书人更能近于道家言的率性，而一个读书人则需要懂得儒家言的率性。所以儒家要讲修身，而道家在此则不多讲。换言之，道家重在讲自然，儒家则更注重讲人文。率性之谓道，亦即天人合一。”
“现在再讲第三句，‘修道之谓教’。人道需包括天地及社会人群，故需随时随群而修。周公所讲的道，孔子出来修，以下仍需不断有人起来修，此便是‘修道之谓教’。亦即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有变便需有修。但尽有修，还是这一道……修道之‘修’，有修明义，有修正义。周公讲的道，孔子起来修正，又继续有孟子、董仲舒起来把孔子之道修明修正。另一面说，庄子、老子亦来修正孔子之教。所以《中庸》开始的三句话，实是含义无穷。”
的确如此。这三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却极为深奥。它不是针对现象界所作的描述，而是基于长远的传统与独到的见识，对于人性的本质所作的论断。这是一种信念，但它不是没有根据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由经验归纳而得，但却可以用来说明人的主要经验。换言之，人之所以构成如此的人类世界，既要求分辨善恶，又要求行善避恶，好像真有一种命令在其中主导，其原因正是《中庸》所要说明的。
2道不可离，君子慎独
慎独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
作者强调，对于这伟大的天道，君子即使在众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儆戒，不可以有一时的疏忽大意；即便在众人听不见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样，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存向善之心而努力自修的君子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德行的修养，而不可以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否则，是不会在德行的修养上有真正的进步的。
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归根结底，“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凸显出来。“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莫显乎微”的意思就是说，极其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刻不做坏事，能严于律己，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权力名誉的东西放弃丢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诚实规矩、内心坦荡的人。
儒家的这种自我道德修养，一直是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奉行的道德法典，说之者极多，真正能践之者甚少。其中有三个人的事迹比较突出：
其一，东汉时被誉为“关西夫子”的清官杨震。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一个叫王密的人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朝廷接受了杨震的举荐，委任王密为昌邑（今山东金乡县）令。王密对杨震十分感激，他私下拜会杨震，执意送上10两黄金以表谢意，并低声说：“黑夜里，无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收下吧！”杨震脸色阴沉，斥责道：“你送黄金给我，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自古以来，君子慎独，哪能以为无人知道，就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呢？”一席话，说得王密羞愧难当，他急忙起身谢罪，收起金子走了。
其二，元初的许衡。据明宋濂等撰《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字仲平，河南泌阳县人，任过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领太史院事，为中央最高级的学官。他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他早年“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菜茹，处之泰然”。他“尝暑中过河阳，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仍坚决不吃无主之梨。后来，他“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他一生清廉自守，堪为楷模。
其三，清朝雍正年间的叶存仁。他先后在很多地方做官，历时三十余载。一次，在他离任时，僚属们派船送行，然而船只迟迟不启程，直到明月高挂才见划来一叶小舟。原来是僚属为他送来临别馈赠，为避人耳目，特地深夜送来。他们以为叶存仁平时不收受礼物，是怕别人知晓惹出麻烦，而此刻夜深人静，四周无人，肯定会收下。叶存仁看到此番情景，即兴写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随后将礼物“完璧归赵”了。
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杨震、许衡和叶存仁，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操守，自觉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高洁言行，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现代社会也一样，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不睹”、“不闻”而放纵自己。一般来讲，在公开场合，一些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会做出有违法律、有悖道德规范的事。但是，在非公众场合，特别是面对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有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不善“慎独”，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并自认为“没有人知道”，“不要紧的”。分析现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不“慎独”开始的。
一个人做坏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所致，就像人生病一样，是人本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和遭到外界风寒雨湿的侵蚀所致。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患病，有的人则不患病，那是因为人的抵抗力、免疫力不相同。因而现在人们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锻炼，为的就是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我们加强“慎独”修养，就如同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以抗拒疾病的侵扰一样。“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加强“慎独”修养，谨慎个人行为，就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在独处时也要做到表里如一。
3要有“三省吾身”的态度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三省吾身”的态度。
内省是做人的职责，人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提升自己。其实，平心静气地正视自己，客观地反省自己，既是一个人修性养德必备的基本功之一，又是增强人之生存实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于《白鹿洞书院榜示》中郑重写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八个大字，而唐代大文豪韩愈会谆谆告诫其弟子云：“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他们在为人处世和道德学问修养时始终贯穿着“自我反省”的态度，不仅立了功，也立了德，而且立了言，所以被尊崇为圣人，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自省是一种自我改进和自我激励的手段，只有坚持每日自省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及时改正，才能时时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每天进步，永远向前，自强不息。
很少有人能够在屡建新功的情况下仍三省吾身，谦虚谨慎，注重心性修养，因此，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的往往就是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不善自省的性情。
三国时期，邓艾以奇兵灭西蜀后，不觉有些自傲起来。司马昭对邓艾本来就有了防范之心，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就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一点知人、自知的智力，既弄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惹出了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在魏国的使命尚未完成，东吴还有待他前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震恐，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将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做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灭吴的计划，全不知这将会引来什么后果。司马昭看书后内心更疑，他命令临军卫瓘前去晓谕邓艾说：“临事应该上报，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做准备。如果等朝廷命来，往返路远，迁延日月，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不上比古人更具节义，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使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他杀害。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明，招人疑惧而被杀身亡，他一片苦心，却由于自己不善内省，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地被杀死，真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居功不忘自省。汉王朝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创建，到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前后七十余年的勤政治国，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那时候，牛羊遍野，仓库皆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府库余钱百万，“贯朽而不可校”。汉武帝刘彻就是在这种国富民丰的形势下继位的。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统治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网罗人才；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割据势力；澄清吏治，设置十三郡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发布“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不法的富商大贾；采纳桑弘羊建议，把冶铁、制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进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威胁；又南征百越、东进朝鲜，在那里建立州郡……汉武帝时疆域东、南至海，西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那盆地、葱岭，西南到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朝鲜半岛北部，成为亚洲最富强繁荣的国家，真可谓是文治武功，业绩显赫，出现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
然而正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帝王，却在晚年时下了一道反躬自省的《轮台罪己诏》。原来，汉武帝由于连年用兵，以及泰山封禅、挥霍无度等，也带来了国库空虚、徭役繁重，以及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的问题。汉武帝对此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略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一方面强调连年用兵劳民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告诫后世若长此以往，是要步秦朝灭亡的后尘的。在他执政的晚年，更进一步认识到多年用兵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所以当都尉桑弘羊建议，要在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一带屯田准备军需时，他觉得再也不能穷兵黩武扰害百姓了，而应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于是，在深切反思之后，毅然写下了《轮台罪己诏》。他在反省由于长年用兵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后说：“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如今又要“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最后明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宴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明确表示，要停止战争，轻徭薄敛，实行“与民休息”的富国政策。《轮台罪己诏》文字虽不多，却显示出一个英明统治者对自己功过得失的清醒认识，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汉武帝以一国之主至高无上的身份，敢于公开承认治国过失，躬身自省的精神，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轮台罪己诏》发人深省，令人赞叹。
自己时刻自我反省，犹如面前摆放着镜子，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见得失。”有一次，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如果光靠读读圣贤们的话就能改过向善，诚然善莫大焉，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理想。一个人若不能躬身自省，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正是唐太宗常反省自己，才乐于纳谏，从而出现了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
4中、和是一切的根本
《中庸》的第一章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与中、和的关系。
所谓中，就是适度，无过无不及。只有适度，才能和谐；中是和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和又称中和；和为贵也可说是中和为贵。而中和的达到，与喜怒哀乐之情的恰当表达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而情是性的表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人都有喜怒哀悲之气，这是人性；人与外界相接触，性即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喜怒哀乐之未发，指天赋之性未与外界接触之时；此时属自然之性。自然状态也就是本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过与不及，所以是“中”。自然之性与事相接而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由于人生活在群体中，情的表达也就受到种种人际关系的节制，需要有度；而人们环境、地位、利益以及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使情的表达有过或不及。过与不及，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刻薄寡情，冷漠无情，固然会危害社会和谐；喜怒哀乐之无节制地过度宣泄，也会伤及身体；尤其在复杂的环境之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节制地任情而为，更会危及全局。因用情不当而带来的教训，史不绝书。因此，喜怒哀乐之情需要有种种人文的规范，就是传统所说的道。人情之发只有符合道的节制，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社会的“和”。所以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传统文化中对此有许多阐述。《小戴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以情为基础，依据情而加以调节，以达到社会的和谐。《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所以人道“始于情”，情是人道的基础。但情要合于道义才能有益于社会和谐，人道教化就是引导人们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道是始于情而终于义，始于自然而归于人文。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理使情无过无不及，它以情为基础，既是对情的节制，又使情不致“爽失”，能够得到恰当的发挥和表达。
可见，情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自然基础，但人不能任情而行，情的表达要受人文的节制。“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既顺应人情，又对人情有必要的节制，使人情得到恰当的表达，达到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才能产生社会的和谐。如果一个人脾气太大、贪心太重，心中经常生无明之火、起烦恼，就会有灾。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更要时时刻刻保持定慧、安详、自在。
观察时下的人们，有的人不了解人生真正的道理，如果要他没有喜怒哀乐，他可能就无法安定下来。我们要了解，中、和是一切的根本，只有致乎中和，有定、有慧，做事情才能够恰到好处，如此天地安于本位，就不会有灾祸了。
这里，作者不仅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而且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春夏秋冬四时，风调雨顺，什么时候该刮风、该下雨、该出太阳、该打雷，当天地安于本位时，时节才不会混乱，才能恰到好处。春天里，草木就会长得很茂盛，秋天就能收成，到了冬天就会很寒冷，四时节气的运转都会恰到好处。如果人心变异，天地变位了，即使六月天也会下起雪来，或是不到冬天就会很冷；因为，一切的天灾人祸，都是由于人心没有达到中、和，假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中和的境界，那么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
中与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指出了此目标的重大意义，是歌颂达到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中庸》全书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