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剩子回头张望的那一眼，恰恰被翠花看到了。她觉得狗剩子看那一眼是有意的，觉得那一眼就是照相机的闪光灯，一闪亮就把自己最不能见人的隐秘照进他心里了……翠花感到满脸火辣辣的发烫，又羞又气，恨不得追上去把狗剩子心里的“底片”掏出来撕个粉碎；又恨不得自己当即就钻进地缝里去，永生永世不出来……
这以后，就是翠花孤身一人往前走了。
孤身一人往前走，她担心自己走不到省城，三天的路程，还没走到五分之一呢！可是，即便是走不到她也死活不愿再见到狗剩子。
可是不见行吗？翠花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想：这一路可以不见他，可是到了省城、到了大学怎么躲得过？在她的想象中，省城也不过与县城一般大小，大学也不过与刚毕业的高中一般模样，就那么一片地方，低头不见抬头难道见不到？———如果狗剩子再把他见到的说出去……哎哟我的妈呀，没脸活人了！
翠花犹豫了：我还有脸到省城大学报到吗？但这种犹豫只是在她脑海里一闪，一闪就消失了。
黄翠花命运的分水岭，还不是狗剩子回头张望的那一眼，而是旅途中的一个小客栈。
乡下客栈
天快黑时变了天。翠花紧赶慢跑，跑进一个巴掌大的小镇，找到一个只有几间泥瓦房的小客栈后，夜雨就“噼里啪啦”落了下来。
那年头的乡下村镇的旅馆都叫客栈，客栈也好旅馆也好，当时根本没有单人间、双人间一说。这个小客栈更简陋，一概的地铺，而且是通铺。所谓的地铺、通铺，就是在地上铺些麦秸，放条席子有床被子；席子挨着席子，一条席子就是一个铺位。
服务台上点着油灯，一个大胡子服务员正在打瞌睡。
醉醺醺的大胡子被喊醒后，说客满没有铺位了。这是小镇上唯一的客栈，除了这个客栈到什么地方过夜？外面在下雨，又人生地不熟的，咋办？翠花急哭了，央求“大胡子爷爷”无论如何要安排个地方。大胡子让翠花原地等着，自己走进一个房间，过了好久才出来对翠花说：“算你走运———我让其他旅客挤了挤，在门边给你挤出了大半个铺位。”
虽然他说挤出来的铺位没有被褥，要用翠花自己携带的，翠花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可她走进房间后，发现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又退出来求大胡子点灯。大胡子说：“今晚这里停电。门边第一个铺位就是你的，进门往下一倒就是了，用不着点灯浪费。”
翠花再次走进房间，摸到了门边第一个铺位，摸到了空出来的大半个席子。与之为邻的旅客已经睡熟，鼻息轻微而平缓。
赶了一整天的路，翠花太累了。她摸黑打开自己的被褥，和衣躺下，顷刻便酣然入睡。
翠花是被男人说话的声音惊醒的。睁眼看时天已微明，几个男人一边议论着什么一边在收拾行装。翠花一激灵坐起来：“天哪！我这是住在什么地方？”
她很快看清楚了、明白了：自己与一帮陌生的男旅客住了一夜的通铺！
其实这算不了什么。那年头，乡下的女人很少远出，村镇小客栈大多不考虑女人住宿的因素；偶然遇到有女人住宿，没空房时，往往就做出“男女混编”的安排。那时乡下人出门在外，住客栈都是不脱衣服的，民风也淳朴，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小客栈当天夜里只入住翠花一个女的，在醉醺醺的大胡子眼里，她还是个不晓事的小姑娘，做出这样的安排就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了。
可是，当翠花发现自己与一帮男旅客住了一夜通铺后，羞得不敢抬头。好在天还没大亮，她急匆匆收拾被褥，打算尽快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小客栈。
就在这时，紧挨翠花住的男旅客也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坐起来的男旅客竟然是狗剩子！两个人对视一眼，顿时都傻了。狗剩子先回过神儿，他一骨碌跳起来，噼里啪啦地抓起自己的行李，夺门鼠窜而逃。已经起床的旅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怔怔地看着翠花。那种怔怔的神态，被翠花的眼睛幻化成了猥亵的嘲笑。
耻辱感使翠花周身的血都变成了火，“呼啦”一下烧到了脸上。她想蒙起脸大哭一场，又想跳起来喊“我什么事也没有”，可是她最终选择了逃避，抓起行李，发疯一般逃出了小客栈。
出了小客栈有两条路，一条是来路，一条通往省城；通往省城的路上，狗剩子正亡命般飞奔而去。翠花毫不犹豫地奔向来路。
一口气跑出两里路翠花才停下来，才在心里喊出了一句话：哎哟我的妈呀，实在是没脸活人了！
秋雨早已经停息，这里的清晨静悄悄。而翠花心里的暴风雨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这接下来怎么办？跟随狗剩子到省城的大学报到去？一只斑鸠站在附近的树上，傻愣愣地看着翠花，直着嗓子鸣叫：“咕咕———咕咕———”翠花的听觉，把斑鸠的鸣叫演义成了“不去———不去———”
可是，不到大学报到又咋办？一只叫天子不停地扇动着翅膀，却固定在她头顶的一个点上，不歇气地鸣叫：“啾啾———啾啾———”翠花的耳朵，把叫天子的鸣叫翻译成了“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回去！这学不上了！翠花掏出“入学通知书”，狠狠地撕个粉碎，而后挑起扁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回家的路。
三个字的悼词
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十分正常，上大学和不上大学没有多大区别：从观念上看，上大学与否都是劳动者的普通一员；毛主席就教导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实际生活中看，辞去城市工作，回乡务农的人成千上万；即使没回乡务农，干部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哪个不时常与工农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各大学每年录取情况看，实际录取人数往往都低于通知录取人数。
翠花没有直接回家，她在亲戚家住了几天，等报到期限过了才回到家，对目瞪口呆的父母扯谎说：“学校今年停招女生。”老实巴交的父母竟然相信了，竟然“回心转意”了，说这样也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学校不招收女生家里不但少花些冤枉钱，还多了一个劳动力。
翻过年就是1961年的大饥荒，翠花家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她父母见几个孩子都饿得直不起腰，便打算把老大翠花先嫁出去———送出去一个就少一张嘴。正在这时有媒人上门，说瓦屋村的根柱世代苦出身，正宗的贫雇农；人实诚，干活最肯出力气，根正苗壮。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这样的小伙子是顶级“帅哥”；而且媒人还说：根柱家房后有棵大榆树，断粮时，剥树皮够一家人顶半个月！翠花父母当即就拍板定下了这桩婚事。
媒婆之言，父母之命———不久，翠花就成了庄稼汉根柱的老婆，成了瓦屋村一个忙碌的陀螺……
访贫问苦的省长站在翠花面前，神色里仍然残存着40年前的窘迫：“当年，当年是……”
翠花用袖头抹干眼泪，神情里仍然沉淀着40年前的羞怯：“当年……当年我妈病重———嗨！事情都过去40年了，别再提了！”
“你这些年的日子……”
翠花脸一仰，仰起那张皱纹纵横，而且鼻孔下面比别人多出一道月牙状疤痕的脸；又拢拢沾有草屑的头发，那头发说不上白也说不上黄，乱麻似的。然后说自己这些年日子过得很遂心，这一辈子日子都过得很遂心：过成了一家人，男人本分，儿女孝顺：“我的大女儿已经读大学了———就是你我当年报考的那所大学！”
话说到最后，省长拿出了救济金；除了准备好的救济金外，他又从自己身上掏出1000元，一起交给翠花。翠花死活不收，说：“我吃国家救济的事要是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家穷得揭不开锅了呢！”
省长眼圈又红了，改口说这不是救济金，是赔瓦盆的钱：“你喂猪的瓦盆是因为我打碎的，应该赔偿。”
“那本来就是个破瓦盆，用铁丝箍了几道，还用棉花塞着破洞。”翠花说省长糊弄人，“一个破瓦盆哪值这么多钱？”
省长说：“那瓦盆是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物件，是文物！”
……分手后省长嘱咐村长：“以后凡是黄翠花的情况，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向我报告。”
这以后的日子里，翠花每个月都要收到500元的匿名汇款。
到翠花的第三个孩子也考取了大学，她突然得了急病，说不行就不行了。省长专程赶到瓦屋村向翠花遗体告别。
堂堂一省之长，竟要向一个没任何功名、任何地位的穷老婆子遗体告别！市县领导闻讯后尾随而来，还有十里八乡的人更是涌来看稀奇，瓦屋村里外人山人海。而当人们听说了翠花的身世，听说她大姑娘已读完博士时，人人肃然起敬，看稀奇的人群成了沉默的、漫山遍野的送葬人流。
省长在翠花皮包骨头的遗体前鞠躬默哀，之后抬起头来，嘴唇哆哆嗦嗦的，哆哆嗦嗦地要致悼词；可是他最终只说出了三个字就泣不成声了。他说的那三个字是：“命运哪……”
这样的话，本来是不该从一个省长的嘴里说出来的。不过翠花的遗容安详而满足，甚至还带着几分自豪。翠花应该安详应该满足应该自豪：有哪个女人，经历过她一般的苦风凄雨的生命里程和最终雨后复斜阳的心路历程？
虽然生活榨干了她生命中的所有汁液，但那些汁液滋养并成就了一个家，滋养并成就了她青春的梦想啊！她在为一个窝囊男人的每桩不幸最终埋单、在替子女们预支人生苦难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