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咕咚’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