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人传说，这座山顶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佛光，很有些灵气。又传说张三丰在上面修炼过数载，老百姓就因此给这座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祖师顶。祖师顶上边盖了一座祖师庙，用泥巴塑了祖师爷，还有财神、送子娘娘等几个生产生活离不开的神仙。有几个道士，常年住在上边修炼，摆设道场，抽签打卦，收集香客们的捐赠俸赐。附近有一些虔诚的妇女，时不时地也到山上，陪着这几个道士修炼。住上一段时日，面色红润，神清气爽。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信男善女们，都要去上香。所以，这里的香火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上边的香火鼎盛了，刘八爷父亲的香房自然生意很旺。
做香的原料，主要是用榆树皮当做黏合剂，再用沉香木粉、柏树木粉、辛夷、香附子、苍术等当做香味剂，火硝当做助燃剂。把这些东西分别研磨成面，按一定比例把各种料混合，拌成一定湿度，反复碾轧，这种混合物就黏结起来。通过简单机械挤压成条状，再用手工擀成香棍棍儿。用刀截成一定长短，晾干扎把。磨香粉用的是大石碾，一匹骡子整天在碾盘的碾道里转悠。这种碾的碾盘是石头，碾磙当然也是石头。不同的是，这种碾盘和碾磙都不光滑，必须锻造出深深的纹路，起到砸、搓、碾、轧的作用。如此反复磨皱，才把做香的原料磨成粉剂，再用硝水混合碾轧成油泥一样的香坯。
解放后，不时兴迷信了，好逸恶劳的道士们没了踪迹。刘八爷家的香坊没了市场，石碾也失去了碾香料的作用。通过石匠的重新改锻，变成了普通的石碾，邻居们用来轧红薯干、碾苞谷。后来，马寨三队开了油坊，刘八爷二十块钱把石碾卖给了三队。三队请来的做油师傅，把这盘石碾改造成了碾芝麻子的油碾。
油碾、炒锅和打油床，是开油坊必用的设备。
油匠们先是在大铁锅里把芝麻子炒熟。炒芝麻子是个技术活儿，火不能太旺，锅内必须用油铲不停地翻动，芝麻子炒得以发黄偏黑为最好，这种状态出油率最高。这些炒熟的芝麻子，放在油碾上磙轧。刚开始时，芝麻子是松散的，不多久，就变成了近似油泥的片片儿。这些油片片儿，还要放在蒸锅里蒸上一个时辰。蒸好了以后，油匠们再用麻绳，把油泥包成磨盘大的厚厚的圆饼，一层层地叠放着，竖着排在打油的油床里。这些圆盘的两端，用厚厚的硬木板夹着，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用特制的四个楔孔板顶着。打油时，这四个楔孔，有规律地轮流塞进去四个不同厚度的楔子，一个打紧了，其余三个再换更厚一点的继续打。
打油是一个很重的力气活儿。油匠们一站在油床边上开始打油，就几乎一丝不挂，甚至裸体干活儿。他们挥动十几斤重的大锤，朝着镶有钢箍的楔子击打，边打边更换楔子。开始的一段时间，击打楔子的力度不用太大，更换楔子的频率却很快，随着油盘的渐进，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换楔子的频度就低了，大锤的劲道就要升上去。油匠们喊着号子：“杀咿咿呀……得咿咿呀……”一锤比一锤狠地轮流击打四个楔子。金黄色的香油，就从麻绳的缝中渗了出来，形成了淙淙的油流，顺着凹槽流向了油缸。这种油就是所谓的“大槽油”，与全靠热碱水烫浸的小磨油有所区别。
油坊里弥散着喷香的油味儿，所有器械上都浸润了食油。油匠们在蒸汽腾腾的油坊内干活儿，就是不吃油，只闻这油气，也能上膘。一槽油打下来，光光的身子上，全是油汗。换衣服时，就得用黄豆秆灰，在身上抹上一遍，跳进热水缸里洗才能洗净。
打油后的下脚料是油饼，干干的圆圆的好像薄磨扇。三队里留下一些作为种瓜的肥料，其余的分给群众。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打油，到底不可能把油全部浸取，掰开油饼，还有不少的芝麻子粒，吃起来有点碜，但是很香。三队的孩子们，上学时往往带上一小块，与其他队的同学分享。伙伴们很羡慕他们有这么多美味的零食。其实，这些美食，差不多都是孩子们偷偷地拿出来，眼热别的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分到的少量油饼很珍惜，砸碎了，与蔬菜一同熬煮，与“懒豆腐”一样，可以当饭吃。小宝妈有一次哄嫉妒的小宝说：“傻孩子，别眼热他们，三队的人一年要吃下一个石磙！”
三队的油坊，一天只能打出百十斤油，竟然满足了方圆二十来里的供应。因为那时，群众家里分得的芝麻少得可怜，只有到了临近春节时，才有许多群众，兜着芝麻，掂着油罐，二斤半换一斤香油，过上一个好年。
国家由于连年偿还解放初期欠下前苏联的债务，对农副产品的征收一直卡得很紧，土地的产出率又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好转。吃穿住用，一直得不到大的改善。特别是过了天灾人祸的1960年，人们对食品有着痴迷的神往，为了在生产队里分到一点牛肉，孙二孬的爹爹把一条命都搭了进去。
割牛舌头
孙二孬的爹爹叫孙满仓，是我们第八生产队的一个牛把。平时少言寡语，是一个再实诚不过的老好人，谁也没有料到，他当年会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案。
他们老孙家，解放前出了几个土财主，其余更多的庄户是穷人。据说，孙满仓的祖上也有几十亩地，日子很好。到了孙满仓的爷爷手里，这个人好吃懒做，又染上了吸大烟的毛病，很快把祖上留下来的家业吸光了。老百姓说那些吸大烟的败家子：“呼儿呼儿，南北屋，咝儿咝儿，东西抻儿（土地），大闺女，小媳妇儿，全进了我的烟葫芦。”孙满仓的爷爷最后吸成皮包骨头，两腿一伸，见了阎王爷。临解放时，孙满仓家是铁杆的贫农成分。
孙满仓的爹爹，给他起的“满仓”这个名字，是图个吉利，试图把败落的家业重新振兴。可是，他们孙家再也没有“满仓”过。
到了解放以后，孙满仓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娶上媳妇。幸好他远门子堂兄孙乃器被镇压了，撇下一个三十多岁的小老婆胡荣花，经人撮合，改嫁给了孙满仓。孙满仓被划为贫农成分，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胡荣花跟着他就很沾光。
那时候，农会划定成分时，一度想把胡荣花定为地主出身，要给她戴一顶“坏分子”帽子。有点懦弱又少言寡语的孙满仓，竟然发了一次威风，背了一口铡草用的铡刀，说谁给胡荣花戴“分子”帽子，老子就和他拼命。他在农会主席刘大爷门前，蹲守了两天两夜，吓得刘家一家老小不敢出门儿。刘大爷想，兔子急了也咬人，就出来安慰孙满仓：“满仓，又不是我要给你老婆戴帽子，事出有因嘛。你别着急，我们再研究一下。”
于是，刘大爷召集来农会的几个干部开会。大家分析到，按说这个胡荣花也是苦出身，是恶霸地主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从要饭的叫花子手里买来的，没有享过几天福，于是，农会的干部们就决定不再给她扣地主分子帽子了。从此，刘大爷的儿子刘庆典恨死了孙满仓，地主的小老婆胡荣花却爱死了孙满仓。
胡荣花这女人，肤色较黑，脸长得却很俊俏。眼儿媚，乳房高，腰部细，屁股翘，说话嗲，走路飘，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骚味儿。她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经常害偏头疼，两边鬓角轮换着贴小膏药。她的小膏药，不是摊在白布上，而是摊在红布上。鲜红的膏药片儿，贴在鬓角上，不但让人不觉得丑，反而增加了几分妩媚。在许多光棍汉眼中，胡荣花差不多就是七仙女下凡。她虽然爱孙满仓，但这种爱更多的是感激成分。她在和孙满仓共同睡觉的第一个晚上，就觉得孙满仓没多大用处。两个人都急了几身大汗，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小虫虫儿，抿进小洞洞儿。她心里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先是嫁个糟老头子，让孙乃器的指头受用；又嫁了个外强中干的庄稼汉，连指头受用也不会。即使这样，她仍然待孙满仓很亲，给人说话，总是“俺的仓”怎么怎么的，亲昵无比。
时间久了，胡荣花到底挨不过正常的生理需求，就不断闹出点风流韵事儿，在地里、麦场里与一些野汉子苟合。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孙满仓本事不济，偶尔动兴与胡荣花交配，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在这个时候，胡荣花非常厌烦他，推开他，给一个脊背，独自呜呜抽泣。
孙满仓心里有愧，对胡荣花与其他男人亲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常常安慰自己说，为人不可妄贪，有人做饭，有人心疼就行了。反正胡荣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两腿间的那玩意儿又不是米面缸，挖点少点。心里逐渐麻木以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除了吃饭，就一直住在牛屋里，任凭胡荣花与野男人纵情折腾。
过了几年，胡荣花生了不知谁是亲生父亲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大两岁时得破伤风死了，只留下了一个孙二孬和一个孙丫丫。胡荣花的“破鞋女人”称呼就在乡亲们中间流传起来。
寨子里的男人们就是奇怪，胡荣花的名声越臭，就越有人想沾她，弄得寨子里的女人，看见胡荣花就“呸”她，还严加防范自己的男人。许多男人吃不到胡荣花的“豆腐”，只好在梦中和胡荣花胡搞一气。倒是胡荣花生了两个小子之后，奶子变得下垂，皮肤开始松弛，黑色变成烟青色，想她的人才少了。只剩下几个光棍汉还是她的老相好，经常掂一捆菜或者几斤面粉，悄悄地去和胡荣花亲热一回。
这胡荣花很有长处，她一段时间只和一个男人来往，对其他人并不兜揽。没有好处她也不干，有了好处，尽量用在男人和儿女们身上，可她自己毕竟在孙乃器家中过好日子习惯了，有些好吃懒做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戴了一头绿帽子的孙满仓，儿女双全，尝到了物质上的甜头，小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滋润一些，完全没有了廉耻和嫉妒，对子女和老婆疼爱有加。
可是生活毕竟太糟糕了。这一年过罢春节，到了三四月份，正是春荒时期，我们寨子里的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基本上依靠挖野菜度日。他们家里的日子虽然好过一些，也没有了不明来历的肉吃。胡荣花和孩子们嘴馋，吃饭时没有少念叨过年的好日子。“一定要想方设法弄点肉吃，让老婆孩子解解馋”，这个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孙满仓的心，让他昼思夜想，看见任何动物，都想把它们变成肉拿回家里。
这一天早上，孙满仓的脸色煞白，跑到生产队长贵亭叔的家里，对贵亭叔说：“贵亭哥，我的那头牤牛不吃草，不倒沫，也不知得了啥病！”
那时候，伟人毛泽东有句农村干部和群众挂在口边的名言：“牛是农民的宝贝。”也真的是这样，农业机械化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牛全部用来使役，是农民最得力的生产帮手。一个生产队里，十几头牛是所有农户的宝贝。贵亭叔一听就急了一身汗，赶紧跑去一看，这头已经十来岁的老犍子，眼里流着泪，卧在牛铺里一动不动，贵亭叔怎么轰也不站起来。贵亭叔和几个牛把掰开牛嘴一看，这头牛的舌头不见了，含了一嘴血水。贵亭叔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叫会计立即向大队支书刘庆典报告。
接到报告后，刘庆典马上带着治保主任张群柱来了，简略地问了一下情况，立即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查。不到小晌午，有几个民兵在孙满仓家锅底洞的灰堆里，找到了那半截用破布包着的牛舌头。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谁也想不到，少言寡语、老实巴交、根红苗正的贫农社员孙满仓，竟然是谋害生产队耕牛的凶手！刘庆典一声断喝：“把孙满仓给我捆起来！”立即有民兵把孙满仓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院。
我们八队的社员，还有其他队的社员，都拥到了公社院。大家都很痛恨孙满仓，认为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公社书记、社长，立即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县公安局指示，马上派人前去押解这个罪犯归案。
在等待县公安局来人时，刘庆典让民兵把孙满仓吊在公社院的椿树上，脚尖挨不着地，直勾勾地吊了一个时辰。开始，孙满仓脸上的青筋蹦了好粗，瘦肋巴上往下流汗，大裤腰子都浸湿了，“娘啊大啊”地号叫，央求领导们把他放下来。孙二孬跑去，见到爹爹这么惨，搬来了两块砖，垫在他爹的脚下。刘庆典看到了，一脚把这两块砖给踢飞了。后来，孙满仓不再叫了，脸颜色变得青白，大眼朝天望着断了气。有民兵去把刘庆典叫来，刘庆典让人把孙满仓放了下来，还踢了踢他说：“日你妈！装死！装死也不行！”等孙二孬把胡荣花喊到场，胡荣花趴在孙满仓尸体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差点昏死过去。
公安局的人到了以后，问了几份笔录，就空手回去交差了。那头牛当然被宰杀了，八队的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块肉。但是，除了小孩子们兴高采烈以外，大人们没有一个吃出滋味来的。
到了“拔钉子”运动来了后，这件事儿才有人写了告发刘庆典的小字报。支书刘庆典为此被抓到县拘留所里，坐了四个月的劳改。回来后，刘庆典又官复原职，因为上级批示，“拔钉子”运动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刘庆典虽然一扫从劳改队回来时头发、胡子很长，又黑又瘦的形象，但整个人深沉得多了，对孙家也比以往宽厚了许多，只是见了孙二孬仇恨的眼光，心里总是打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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