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孙丙豪夫妇坐着曹部长带来的白色“伏尔加”汽车，其他亲戚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到了阔别四十一年的马寨村。道路是新修过的，曾经在我们马寨当过小公社党委书记的曹部长，差一点认不得道路。孙丙豪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他父母的坟上，凭吊了那个草色青青的土包子。围绕他们的人们都以为孙丙豪会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其实没有，孙丙豪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长久地盯着坟墓，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他夫人急忙让几个外甥折了一些松树枝子，编织了一个花圈，放在了坟墓的下方。
中午，在孙乃社的家里，待了十六桌客，县里来的曹部长、记者和村组干部，还有姓孙的大人小孩，乱哄哄地坐满了半条街。事前，孙丙豪给他乃社叔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酒席办得比刘庆典那次嫁出刘继苹时还要丰盛。刘庆典知道孙乃社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主动当起了“大肇”的角色，帮助维持秩序，安排座位，弄得井井有条。孙丙豪让孙乃社把“乃”字辈、“丙”字辈和“松”字辈的亲属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用金派克笔，在一个装帧精美的小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下来。记着记着，皱起了眉头，不经意间，说怎么下辈的孩子们名字起得这么乱，很不好记清是哪一辈人。孙乃社得了这话，立刻大声宣布，今后，孙家的后代一定要按“字派”起名，不能乱套。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后，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从此都对“字派”重视起来。
席间，根据孙丙豪较早的安排，特意让孙乃社把孙二孬和刚刚在唐都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孙丫丫叫来，坐在他的身旁。孙二孬兄妹有点拘束，不知道这个堂兄是什么意思。孙丙豪把他们兄妹叫到一边，潸然泪下，对他们说，我们虽然不是血亲，但你们妈妈陪伴过我的父亲，你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兄妹。我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今后，我还会关照和接济你们。这些话，叫孙二孬十分感动，说啥也不接孙丙豪送给他们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孙二孬说：“大哥，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不缺钱花，只要你在台湾过得好，身体健康，我们在家里就放心了。”孙丙豪执意要把钱送出去，孙二孬只得接了下来，对孙丙豪说：“这样办，这点钱我就给妹妹留着，在唐都市给她买套房子，让她永远记着这是大哥给她的。”孙丫丫也甜甜地叫着这个能够当爷爷的大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也不知是因为孙丙豪的母亲临终时是住在小妹妹孙转家，还是孙转曾经告诉过他两个姐家早年与妈妈划清界限，很少来往的缘故，或者是孙转和他联系上最早，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另两个妹妹虽然向哥哥没有少诉说哭穷，说自己家里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孙丙豪都是似听不听的，没有任何表示，这让两个妹妹很失望。而且，孙丙豪夫妇到另两个妹妹家里，只是蜻蜓点水，吃了一顿饭，就赶回了高楼街孙转家里。三个妹妹之间就生了不少嫌隙，别别扭扭地生分了好几年。到了孙丙豪第二次返乡，为父母立碑的时候，那是又过了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各家的家境都比孙丙豪第一次回来时好多了，亲情到底是占上风的，姊妹们依然相互走动，所有不冒烟儿的恩怨，消解得无影无踪。
卸去了浓浓乡愁的孙丙豪，感触最深的是家乡的巨大变化。孙丙豪想，百年以后，能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埋在父母的脚下，才能了却自己最后的夙愿。
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饭铺
就这部书的作者平心而论，县委书记痛批孙乃社的那首诗，一点也没有错，算不得没有水平。要是所有人都是孙乃社那个心态，整个大中国就会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好在像孙乃社那样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爱的乡亲们正在试摸着一切向钱看了。向钱看，未必是坏事。人的善恶之分，只能从挣钱的手段去辨别，不能从挣钱的欲望去判断。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人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境的，吃饱肚子想挣钱，当了皇帝想成仙。好多人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指望扒拉那几亩土坷垃，肯定不能发家致富。
就说刘臭蛋吧，他在开萤石矿之前，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曾经在高楼街开过两年饭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