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绻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地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连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意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做莫尔斯的美国人在1838年发明的,1844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1832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送信
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诵,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儿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刻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