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绻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地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连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意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做莫尔斯的美国人在1838年发明的，1844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1832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送信
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诵，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儿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刻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