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梧拿手的活儿是做棺材、汇木料。人们避讳“死”这一字眼，把行将死亡的人，说成要有“三长两短”怎么怎么的，这个“三长两短”指的就是棺材。棺材的一个顶盖，两个帮，是“三长”，两头的堵头，是“两短”。至于棺材底部，是一些薄薄的木板，被忽略了。我们那里，较富裕的人家，往往在老人健在时，早早地预备下棺材，还要用沥青涂抹，然后在棺材的前堵头上，刻出白茬子的“福”字。那意思无非是说，进到这里面，就等于享福去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常常是在老人突然谢世后，才急急忙忙地找来一群木匠，没明没夜地出大树，解板子，合棺材。
杜凤梧做活虽然粗糙，但力气大，到了这种时候，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历来是木匠们的牵头人。他一边啃着主人家提供的大白馒头，一边指挥着几个小伙子出树，让徒弟们拉大锯解板儿，然后和两三个熟练木匠做成品。他最喜欢用接近两抱粗细的桐木做棺材，“三长”部分能够是一块独板，省力又省事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成的湿棺材，很重，到了抬棺材起灵时，尽管找的扛“大头”的汉子都是力大如牛的人，还是被压得龇牙咧嘴的，主人家就给这个人的封子（酬劳钱）多一点。
汇木料是盖房子时的木匠功课。这种活儿，要紧的是掌握尺寸和角度。一般是先做窗户和门框，然后平整一些木杠子，做窗户和门框的过木。当泥水匠们把土墙的墙板垒到一定高度，木匠们还要帮助他们搭架木。待到“山花”（山墙的人字形部分）落成后，就要上木料。搭成人字形的两根木料叫巨兽，支撑巨兽的最粗的木料是大梁，巨兽和大梁形成的三角形与“山花”上端的角度是一致的。搭在巨兽上连接间道之间的木料是檩条，一间房子通常要用五根，最上边的一根叫脊檩，其余四根分别叫二檩和三檩。檩条上可以钉一排排的木条，叫椽子。盖草房子是不需要用椽子的，只有在盖瓦房时，才把这些方锭子木条钉在檩条上，增加向上的抗力和保证坡面平整。汇木料的活儿毕竟粗糙，当木匠的，只要力气大，有基本功就成了。
到了冬春两季，寨子里修房盖屋的人家不少，杜凤梧就成了大忙人，这家不请那家请。做木匠活儿，一般不用爬高上低，另外还有烟抽，有茶水喝。在没有垒墙之前，木匠首先进入情况。这时参加盖房的人少，他们的吃喝比泥水匠们上来时稍好一些。这一切让小宝的婶子，很为自己能干的丈夫骄傲和自豪，嫁给杜小宝叔叔杜凤梧的最初动因，很可能与杜凤梧是一个木匠，是一种体面的手艺人有关。
草房
小宝的父亲杜凤翔老实、勤快，脑子不笨，也是个手艺人。只不过他不是二八耙子木匠，而是一个泥水匠。我们那里对手艺人是干什么的分得很清，你是垒土坯房子的，叫做泥水匠；你如果会砌砖上瓦，你就是白糊匠。有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因为白糊匠能够跟白石灰打交道，泥水匠只跟烂泥巴打交道。论技术，评“职称”，白糊匠肯定要比泥水匠高一个档次。那时候，在我们马寨，所有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用不上白糊匠，只用泥水匠。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叫做“社会需求直接拉动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造就了一支技术过硬的泥水匠队伍。
泥水匠的工具极其简单，一把瓦刀、一把泥抹就是全部家当。他们的任务就是砌墙，砌墙的好手一般把山墙角子，即使在垒墙面时，也是面向里边站着，因为他们垒出的墙面平整好看。让那些“二八耙子”泥水匠面朝外，负责垒内墙面和在墙体的空间填楦。
杜凤翔是个“领做”的泥水匠，负责指挥所有泥水匠。领做人在房子没有动工之前，心中已经有了整体房子的概念。施工过程中，到了砌墙角、安门框和坐窗户等关键部位和关键时候，必须亲自下手。他手里还有一把重锤，专门用来吊角子，保证墙角的垂直。为了保证砌出的墙面平整，砌墙时，每层土坯之间，要扯上线绳，垒完一层要提升一次线绳。就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垒，直到垒到窗户和门框的过木以后，领做人才领导着匠人们，错着茬子垒山墙，又叫起山花。
待土墙垒好、檩条上齐后，领做人负责组织大家，把屋面用高粱秆织成的箔摊上去，星星点点地甩上泥巴，开始上草。他们先把用铡刀铡齐的黄白草，把屋檐装齐整，以后错着茬子向上一层一层地铺，房前房后一齐开花，直到摊到屋脊。不齐的地方，用一种刻有横槽的“拍耙”把屋面拍平，把褪（tùn）下来的柴草推上去。屋面上的柴草根据主家备料多少，可以摊厚或者摊薄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屋脊上最费草，懂行的人说“一脊管半坡”。脊整好了，再用泥巴把屋脊和屋山，搪上一条整齐的泥巴条，这栋草房就大功告成了。
盖草房的主要原料，一是土坯，二是黄白草。土坯的来源，首先是用秋天割掉的茭草地，趁湿让耕牛在地里反复踏踩，再用石磙碾压平整。然后，劳力们用一种利刀，把压成的地面切割成长方形，再用大铲刀，从下边铲起，把一块块土坯铲起来。铲土坯要用三个壮劳力合着干，其中两个人用一根横杆拖一条粗绳，这条粗绳拴在大铲下边的曲弯处，面向后一蹬一蹬地拉，一个人在后边执大铲，蹬一下铲掉一块土坯，甩在一边。土坯的下面儿是否平整，关键在于执大铲人的技术水平，大铲端得平直，切出的土坯质量就高。土坯在坯场晾干后，再用牛车拉回到要盖房子的地方。
黄白草山里才有，是一种莛子较长、较硬的山草。到了秋后，一场霜下来，这种草像大片的麦田，变成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那时候，黄白草坡的所有权，在拥有山权的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很有权。一面黄白草坡典出去，三二十块钱的不等。山下的农户如果要盖房子，就掂上酒肉找这里的生产队长典草坡。喝到一定时候，队长上山指给来人一面坡，说清楚边界，交了定钱，这事情就算完成了，余下的，是盖房子的人找一帮人到山上割草，捆成三四把粗的小捆儿，挑下山来，用牛车拉回去。
小宝的叔叔杜凤梧分家以后，急于盖房子，正好是热天，不能碾坯铲坯，制不成土坯墙，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板打墙。
板打墙是用两只厚木板，一头有堵头，一头是空的，靠空的一头用活木棍扎成的四边形卡着。每打一板，把四边形打开，把压在土墙内的那一头木棍抽出来，再换一个地方打另一板。下一板与前一板的空隙，用一些砖头或者石块填起来就是了。打墙的时候，先用铁锹把土铲上去，填满后，用木制的榔头锤打，先掖边，再打中间，打实后，再向上复土，直到打成鼓鼓的上表面为止。板打墙的厚度与土坯墙厚度相当，因为上下一体，实际上比土坯墙还要结实一些。
此外，他盖房子的时候还没有黄白草，就用了麦秸。麦秸是平摊在房坡上的，铺好后，要全部把这些麦秸泥上，防止大风刮走，所以叫做麦秸糊儿房子。我们这里的人，想了好多办法，解决房子上边的铺草问题。除了麦秸，还可以用谷秆、稻草等，只是这些柴草不耐沤，有一些草到了夏天，还容易生一种肉虫，叫做蛴螬。生了这种虫，破坏屋面，是很让人讨厌的事情。
后来，寨子里盖房子的人家，根据经济条件不同，房子的差异就显了出来。从支部书记刘庆典家开始，盖起了一种叫做海青房的房子。海青房的墙角、门框和窗户处都是用石灰和砖头砌起来的，其他地方仍然用的是土坯。房坡的下檐使用了一米多长的小青瓦。
刚开始盖这种房子时，杜凤翔他们几个比较能干的泥巴匠，谁也不知道如何上瓦，刘庆典只得从外处请来了师傅。那个师傅并不保守，很快就教会了他们。那个师傅说：“上瓦不用学，一个抬俩，俩抬一个。”杜凤翔一点就通，很快掌握了上瓦的技术。到了后来，他们盖瓦房时，再也不用请外地的匠人了。这种海青房外表要好看得多，只是土坯和砖头不是同一品种，结合得并不牢固。到了1975年8月，我们老家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时，海青房倒得最多，还不如草房坚固，让刘支书等几户人家后悔不迭。
无论盖什么房子，和泥的、掂泥兜子的、向房坡甩草把子的工作，才是脏活和重活。这当然是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技术的人干的。年轻一点的，都是通过掂泥兜子，抽空学习砌墙的技术，慢慢地当上了泥水匠的。
若干年后的一个深秋，杜小宝带着家人，回到阔别了数年的老家，忙忙碌碌拜访了一些久违的乡亲以后，一心想到山上看一看。至于看什么，脑海里突然泛出黄白草坡的影子。
他们几个人走了十几里山路，爬到了祖师顶上。放眼望去，那一道道的山坡上，当年的黄白草一片金黄，长势实在喜人。这种曾经为多少代人挡风避雨，做出突出贡献的黄白草，年复一年，头年的草变成了次年的肥料，地下的腐殖质越来越厚，难怪它们的长势如此旺盛！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再也没有人割它用它了，原来极其有用的东西现在竟成了废物。他心里想，他退休后一定要带着妻子回到山里，像当年他凤梧叔一样，在山里找一片宅场，盖一栋草房子。当然，没有茭草地了，切土坯垒墙是不容易办到了，就自己亲自打板打墙，割很多很多的黄白草，把屋面摊得厚厚的，住上这冬暖夏凉的草房子，安度晚年，那一定是一件令人非常惬意的事情。他又一转念，可笑自己为什么忽然产生这样古怪的念头，难道自己连七太爷都不如，不向前看而向后看吗？因而发出了诸多感慨。他想，要是他们的老前辈也有他这么严重的怀旧情结，难道要回到穴居的年代里去吗？真是拉历史的车轮倒转，逆潮流而动。伟人毛泽东曾在他的《水调歌头·游泳》里叹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都过去了，留不住，留不住啊。
电报
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七太爷失踪的日子里，我们马寨大队乃至马寨公社，传递消息、通知开会一直都是“四类分子”们负责传送的。元叔由开始替他妈送信，后来干脆成了专职送信人。顺便一提的是，送信是“四类分子”的一种义务劳动，生产队里是不给记工分的。
从古到今，传递消息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关联的一项基本需求。用“四类分子”送信，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这比起周幽王他们那个时代，用点燃烽火台的办法报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用驿马送信，差不了多少。人们之所以对盛唐时期的美人杨贵妃有气，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女人过于奢侈腐化，竟敢动用为国家报信的驿马给她运送荔枝，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为了保鲜，从广东到长安城，使用接力赛的办法，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驿马跑得再快，也得经历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里，从古到今，误过不少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当广州附近三元里的老百姓们掀起的抗英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的金銮殿里的大清皇帝，还只是靠读到驿马刚刚送到的“塘报”，才了解到英军的炮船大举侵犯，刚刚逼近了离广州数百公里的珠江入海口处。还有一首动人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仔细分析，这抵万金的家书，很可能是在前线的战士写了家书以后，三个月才能传到家里。等家里人接到烽火中传来的家书时，一定忧心如焚，说不定写家书的人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用放“消息树”的办法传递情报，在小宝他们的课本里，抗日小英雄海娃还把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屁股下边。幸亏这些历史典故，在七太爷的脑袋瓜子里并不存在，要不然，他那一颗总想飞翔的心，一定不会仅限于对交通工具的热衷，说不定还会对通讯设施产生痴迷。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叫做邮电局。县里的邮电局在高楼街设了一个邮电所，地点就在区政府的墙外边。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男的叫小蔡，一个女的叫小郑。这个女小郑比那个男小蔡长两岁，长得不怎么样，但声音清脆，负责管分机的活儿，属于电信业务范畴。男的自然是管邮政的，穿一身老油绿工作服，骑一辆油绿色的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负荷了多少重要信息和多少期待。车子前边的梁上，有一个大袋子，专门装信件、汇款单和收到人的签字夹子，后边衣架上，驮了两只邮袋子，装报纸杂志，分列在车架两边，底下有铁托板支撑着重量。两只邮袋子上分别印有毛主席的真迹：“人民邮电”，由于他老人家用的是繁体字“人民郵電”，写得又草，好多人认不得，请我们寨子里的老学究孙乃社来认，这老孙头戴着老花镜，趴上去看了半天，对大家赞叹说：“毛主席的字真好啊，‘人民陲毛’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小蔡忍俊不禁，纠正说：“大叔，那不是‘人民陲毛’，是人民邮电！”孙乃社虽说不相信，也不敢自认正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书法，好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