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13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三支队”在靖边小河村已居住了一个来月了，西北野战军以强有力的攻势，迅速收复了马鸿逵匪部残邦侵占我三边的全部失地。这一天，野战军司令部进驻了靖边县的张家畔。张家畔当时只分散居住着五十来户人家，是绥德通往定边驿站，人称趟马大路，因为开始形成村落时候在芦河畔住的张姓人，故名张家畔。以后在沟畔西面沙平滩，又陆续盖房住人，有一两家饭馆，两三家开店的，卖零星货物的，形成了小街道。司令部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白文焕长子白鸿魁店里，决定15日在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司令员布置让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管理科的同志分头准备一下。
战争年月开会，准备工作也很简单，王政柱找来管理科长高克恭，说近来部队接二连三地打仗，指挥员们很辛苦，这次会上伙食要办得好一些。高克恭同志听说这里的羊很便宜，买上一只，让来参加会的首长们尝尝荤。王政柱同志提醒高克恭说：“但要注意不要搞得过分了，不然我们在一号（指彭德怀）那里准过不了关”。
14日一大早，炊事员杨应国按高克恭嘱咐上街开始备办。他先买了一只羊牵回去，然后又在小街上转了一圈，看还能采购点什么。转来转去，街口上摆的一筐黄瓜吸引住他，他想买几根做点凉菜，可又怕首长批评。正在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高克恭同志正好走过来了，他便喊道：“科长，你快来看，这有筐黄瓜！”
高克恭忙走到跟前，一看果真是一筐又嫩又鲜的黄瓜，一问价钱，一根要两千边币（折合现在人民币两角），高克恭也为难起来，他不由自主地绕着这筐黄瓜转了一圈，心想买上吧贵了点，回去说不定要挨一号的批评，再搞价吧又亏了老百姓，老百姓在旱地里种这点黄瓜也不容易啊！再说撤离延安四个月来，上上下下谁吃过鲜菜？我这个管理科长总不能让首长们顿顿啃窝窝头嚼辣椒、吃洋芋蛋啊！更况且一号常常闹便秘，也没有过什么“优待”。他狠了狠心咬了咬牙对杨应国说：“好，买上二十根！但要保密，在开饭前一定不能让一号看见。”
杨应国当即买下了二十根黄瓜，细心地用围裙包好，紧紧抱在怀里，高高兴兴地赶回司令部，为了保密他专门绕过首长住的房子从后门走，真不凑巧，偏偏一进后门就碰见了彭总。彭总问他：“你抱的什么呀？”只有十八岁的杨应国立即紧张起来，他慌了手脚，想跑不敢跑，想溜溜不掉，既不敢捣鬼也不能实说，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彭总断定围裙里一定有什么名堂，走过去扒开一看全明白了：“啊！黄瓜！哪来的？”杨应国急得出了一头汗：“首长，这这……”“这”了半天说不出什么来，彭总又严肃地问：“我问你黄瓜哪些里来的？”小杨只能说二千元一根买的。彭总听罢气乎乎地扭头就走，嘴里念叨着：“两千块一根，一根两千块，哼，真舍得呀！摆啥子阔哟！”
彭总以为这件事是炊事班办的，当天没有再作深究，而在第二天召开的团长以上干部会上，他却做了自我批评：“你们常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可是我昨天一下子就买了二十根黄瓜，一根多少钱呀？”他举起左手，伸出两个指头，重重地摇了摇了头说：“一根两千块，二十根要多少钱呢？四万块。同志们，一下就花了四万块钱啊！难道我不应该检讨吗？”
王政柱一直和参谋长张文舟为会议准备材料，统计数字，不知道买黄瓜的事，彭总这一番自我批评，使他和大家一样莫名其妙。他用目光在会场里搜寻到高克恭，只见他满脸通红，耷拉着脑袋坐在后头。他一下明白了，肯定是管理科又捅了漏子，彭总是在替他们检讨。
这时候，彭总继续说道：“同志们，战士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那我们这些人就应该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艰苦，二纵队过沙漠的时候曾渴死了人，我们不应当多为战士们想想嘛？应当多为老百姓想想嘛！多浪费一分钱，我们都应该觉得渐愧。”
听到这里，王政柱不由想起1943年随彭总在晋东南抗击日寇的日子。一天，彭总把没收汉奸和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一点黄金交给他，对他说：“陕甘宁边区遭受敌人封锁，经济十分困难，你回延安一趟，把供应部保存的这点黄金带给党中央毛主席。”
“黄瓜”和“黄金”，在王政柱脑海里翻腾着，他责怪自己事前不精心，检讨应该由自己做。
开饭了，管理科的同志们帮助炊事班把蒸好的黄米饭，炖好的羊肉菜汤端到院子里，按组分开，每个组还有一小盘凉拌黄瓜。彭总在招呼大家吃饭的时候，看到盘子里的黄瓜，又说起来：“我们在陇东三边走了这么一大圈，确实够辛苦了，今天大家到这里开会，改善一下伙食也是可以的，吃点黄米饭，喝点羊肉汤也就很不错了嘛，不要搞什么黄瓜！战争年代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我们的革命还没有成功，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1977年春，笔者在国家事务管理局见到时任副局长的高克恭，他谈到这件事还悄声对笔者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多次开会批判彭老总，把彭总制止买黄瓜，说成下令买黄瓜，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2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