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镰
由中共哈密地委宣传部、哈密地区文联组织编纂的“哈密文库”第一辑七册著作包括《红色哈密》《甜蜜哈密》《亲情哈密》《大美哈密》《传说哈密》《名人与哈密》《创业哈密》《援疆干部看哈密》，这套书为广大读者认识哈密、热爱哈密打开了一扇窗。
哈密，是我的第二故乡。
1968年，一批知青从北京来到新疆哈密，其中就有我。我们来到天山北坡的松树塘军马场开始了新的生活。1981年，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回到久别的北京。回北京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总觉得将什么重要的东西遗失在了新疆。最终我明白了：我将青春岁月留在了新疆哈密，留在了军马场。新疆哈密，就是我们的青春寄放地！
哈密位于新疆与中原的衔接部位。弘扬哈密历史文化，对今后进一步开发西部意义深远。途经哈密的“丝绸之路”，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双重通道。在历史上，哈密的和谐稳定，在西部以至全国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从近半个世纪之前在哈密做“牧马人”，到今天承担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新疆哈密都是我的起点与立足点。“哈密文库”的编辑出版，将引领我们与哈密同步走向新的征程。
在清代，东来西往的人来到哈密，都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与淳朴的民情民心所感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并且在新疆与中原产生了双重影响。一首题为《抵哈密》的诗，写出了诗人对哈密的第一印象：期盼已久，他终于亲眼见到了哈密的名胜———“九龙树”，品尝了哈密瓜，并留下“铁梗千年柳，金盘五色瓜”的诗句。同时，对哈密绿洲城镇“水木自清华”的丰饶、安定的生存环境，无比向往。
近年来，我多次在哈密做考察，与关心历史文化的哈密友人同行，前往四堡、艾斯克霞尔、星星峡、沁城、白杨河、瞭墩、南湖、吐火罗要塞、庙儿沟、七角井等地，在欣欣向荣的历史文化名城巴里坤、伊吾找回青春的记忆。实际上，这已经是提前在阅读着“哈密文库”主编与作者们对美好家园的解读，与他们共同进入了清新的语境和倾心的感悟。
在“哈密文库”总编辑梅涛的具体安排下，前往沁城与庙儿沟，以及抵达七角井的考察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去沁城以及庙儿沟，我向往已久。
黄田庙儿沟，是佛教文明在西域延续时间最长的教区，这里与白杨河虽然相距较远，但都在天山南坡，建筑主要是土坯结构，所以使用时代应该比白杨河晚，大约在隋唐以后。
群山环抱的沁城，则是清代始建的新疆第一城，第一批聚落地、垦殖之区，是进入西域的支撑点。
沁城最后的城墙（仅仅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还有些许，而乡镇的马路就是依据老城墙的走向铺设的），城内的泉水地（仍然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泉）、安居的街道，以及老户人家家中的器物（犁、马槽等），都是历史的见证。城外林带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这林带就是新的“沁城之墙”。沁城乡一副乡长是沁城的“形象代言人”。她的家族在沁城有十几代了，是最老的居民（原住民），可惜她的家谱毁于“文化大革命”。在她家中看到不少随意存放的物件，居然有银锭和观音山庙的地砖。在院落之中看看，仿佛走进了历史：那个“二牛抬杠”的铁犁，那有两个“耳朵”的巨大马槽（“耳朵”是嵌入木桩的马蹄铁，原来是用来拴牛马的），都像是民俗博物馆的藏品。留存在家庭的院落之中，等于在展示一部形象化的家谱。目前，这些物品已经不具备实用的价值，但在它们陪伴之下，随时使人回忆起沁城始建城垣的岁月。
沁城，是清代统一西域的起点，是哈密第一城。据《中国经营西域史》载，沁城建城于雍正三年（1725年），至今有二百八九十年了。在沁城，我们仿佛走进了清代的立体历史。离沁城不远，是观音山，从沁城开始，有一个烽燧“带”，一直通向上马崖，这曾是东天山清军的命脉。
在《清实录》中，关于哈密沁城的记录，都是国家重大事件，其中有沁城的开发状况、驻军人数、粮食产量等。清军进入西域，就是沿沁城、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一个一个由天山屏蔽的替换性的支撑点（屯田地、牧马地）到达伊犁的。而沁城、伊吾下马崖等地的居民，至今仍然对国家、区域的稳定和谐，抱有真诚的信心。在沁城，我们走访了包括那位女副乡长家庭的四五个家庭，当地居民的善良、勤劳使我们深受感动。在下马崖，我们在哈萨克族定居点与牧民长辈做了交谈，他们知道伊吾军马场，多年来游牧于天山，但对后代教育的关注，不亚于城镇的居民。
在总结历史的同时，真实反映各族普通居民的向往与追求，都将是“哈密文库”的主题，我与广大读者共同期待“哈密文库”早日出版，成为广大读者认识新疆与哈密的桥梁。我相信，“哈密文库”有关地方历史文化的内容，必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真情关注。
三年前，我曾住在哈密宾馆，那里环境相当好，安静、整洁，特别是门外有几棵高大的古树，清爽、挺拔、壮观，陪伴着行人。晚上出来散步，在同行者的指引下，获悉那些古树竟然是“左公柳”。
“左公柳”，是当年左宗棠出征塞外，命令部属从陕西到新疆，沿驿站与古道种植的杨柳，“左公柳”成为西行的路线图。在当时还有这样一首诗传遍西部：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从晚清到民国，“丝绸之路”沿途庇护行人的柳树成了一道风景线，成了中原与新疆的衔接点，勾起了行旅之人的乡思，而且成了忠实的“旅伴”。有道路，就有柳树，在漫长的西行途中，绿树一线相连，化解了行人的孤独与寂寞。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西行记”写到哈密，都写到了路旁的柳树，提及与古道并行的柳树与左宗棠的关系。
从陕西到达乌鲁木齐途中，左宗棠大军曾栽种了五百万至七百万株树木。西行旅人和沿途居民将这些“官柳”统称“左公柳”，而哈密是“左公柳”成活率最高的地区。
据1934年夏《申报》报道，在前往哈密的驿路上，为保护柳树，曾专门立碑劝阻盗伐者：“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直至1947年，行人在从安西到星星峡的途中，亲眼见到十株老柳树，树上挂有木牌，写着“左文襄公手植”。这些树不一定是左宗棠亲手种植，但无疑是经历了饥馑、战乱，在当地居民保护下仅存的“左公柳”。
长期以来，西部战乱频仍，同时由于饥荒，由于生活艰难，到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驿站如红柳园、星星峡，以及“穷八站”“富八站”，沿途已经见不到连成一线的柳树。人们都说“左公柳”早已成为灰烬，主要是人为的。可是，在哈密市中心，“左公柳”仍然生机勃勃，成为新疆安定和谐的象征。望着古树，我为来到哈密而深感欣慰。原来哈密曾建有“左文襄公祠”，但与“九龙树”一同在马仲英企图攻占哈密时被破坏无遗。这保存至今的如同擎天柱一般的“左公柳”，无异于保护历史文化的巨大碑铭，成为人们热爱家园的象征。在从哈密西行的瞭墩古驿站，我们不仅见识了“驿站文化区”，而且见到了原生的“左公柳”林地，这就将历史文献之中的文字记载置于眼前。在林地漫步，仿佛走进一个多世纪前的为保卫新疆而不惜“舆榇出关”的左宗棠大军的队列……
仅存在哈密市区与古驿站的“左公柳”，就是哈密的奇迹。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关心、爱护，恐怕早就绝迹了。
哈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有着和谐、忠厚、诚恳的民风。中共哈密地委宣传部组织编纂“哈密文库”丛书，对于进一步激发这块土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产生持久的作用。作为忠实的读者，我们相信通过各位主编、作者、编辑、校对的共同努力，“哈密文库”一定会将哈密的历史文化根植在人们心间。关心哈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读者，将与“哈密文库”共同走进现代文化引领的哈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探险家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