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个乡气的小镇，沿街都是一些小店铺和大排档，诗人想找一个环境稍好的小饭馆，走了好几条街都没找到，师姐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一个招牌上写有剁椒鱼头的川菜小食店坐下来。
地上满是食物渣，桌上碗筷都很脏，满屋的油烟熏得眼睛都睁不开。诗人有些歉疚，让师姐陪着坐这么久的车来怀旧，却什么都没看到，满眼都是狼藉。他说他老家的那个小镇也是这个味儿。
活得兴兴头头的诗人那天第一次感觉人生很无趣。他以为他是来怀旧的，原来不是，这里没有他想要寻找的东西，那么家乡也不会有。
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他看着正在吃剁椒鱼头的师姐脸上极力掩饰的失望，一股莫名的怨气上来，抱怨说：“连个剁椒鱼头都做得不正宗，什么冒牌川菜馆，怪不得没生意。”
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活得兴兴头头、欲望充足，开始拥有点什么后，他反倒感觉欠缺起来，反倒若有所失，想要去找回点什么。当然，这样莫名其妙感到空虚、不知所措的时候不多，他一直忙忙碌碌，很少思考也来不及思考人生意义这样玄虚酸腐的问题。他有好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他有好多梦想要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他的家人的梦想，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可他今天情绪很不对，怀旧扑了个空，仿佛什么都败了胃口，突然感觉人生很无聊，很乏味。在等待上菜的时候，诗人边拨弄着面前的碗筷，边把他这个瞬间的感觉告诉了师姐。
师姐很震惊，希望这只是诗人一时的感觉。
在具体生活方面，诗人一直是师姐的信仰，他强大的行动能力，他饱满的欲望热情，他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热爱，并没有因上海人看不起他这个外乡人而有所减损，这些都令师姐感动。虚无这样的字眼与他无关，而这正是长期在文字里务虚继而陷落的师姐极力要排遣打发掉的致命的问题。
当诗人说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时，师姐很紧张，也很受打击，小心地询问原因。
诗人说，也许是这个小镇惹起了他的乡愁，而师姐的短暂逗留又引发了他的离愁。师姐不属于他的世界，她正在一天天地远离他，失去只是个时间问题。
生命中拥有过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就有了缺憾，有了不能根除的痛。
一个没有爱人的世界将是多么的荒芜。
师姐这才松了口气，这两个问题都不成其问题。这种类似内分泌失调一样的情绪低谷一会儿就会过去。
师姐尽力把诗人的情绪稳住，让他不至于继续滑坡。
经历了这个无聊事件后，师姐发现，诗人真的有了变化，兴许这也是从青年步入中年后的必然反映，生理的和心理的。
师姐说：“你比以前变了很多。”
诗人很警惕地问：“我哪方面变了？”
师姐说：“你自己琢磨吧，不好说，有点打击人。”
诗人以为师姐是暗示他的性能力大不如前了，他自己早就知道这一点，以前他每天都能来一次，至少隔天就行，现在一忙起来，常常十天半月的都没那个意思。
男人最怕女人嘲笑这方面的能力，他恼羞成怒，抢白师姐道：“难道没把你弄舒服？”
师姐说：“我又不是这个意思，你恼什么，别心虚嘛！”
师姐方才明白，原来是他老了，老了不是指哪方面的能力，而是他的心老了，诗人不再是诗人了。诗人老了，除了不再写诗外，诗人蓬勃的欲望和热情明显衰退，他疲惫地坐在那里，头发蓬乱，接连地打呵欠，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看来上海不是谁都能混的地方。
诗人自己说，看到漂亮的美眉，除了言语挑逗一下，流点哈喇子外，也不再有任何实际的试探，精力体力都不够。对财富、名望、地位等的欲望虽一时高涨，但不能持久，也必将随着对女人的欲望的衰退而衰退，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在师姐的一再提醒下，诗人才想起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诗人吃力地把师姐抱起来，才刚抱到离地面不到三寸的高度。师姐意识到，再过几年，诗人也许真的就抱不动她了。
师姐要按预定计划在元旦前回去，她已经出来一周多了，也该回去陪母亲过节了。诗人请求她推迟两天，见一面不容易。
为了让师姐临走前吃上正宗的剁椒鱼头，诗人要带她去他们单位聚餐常去的那家湘菜馆吃最后的晚餐。因为是元旦前夜，一路上的餐馆都有人在排队候餐。到了湘菜馆一看，人更多，候餐的人把餐馆前的公路都占据了一半，行人和车都绕着走。两人耐着性子等了半个多钟头，才被服务员领着看座。落座后服务员半天不过来点菜，叫了好几次，才来了个生手，问她什么都不清楚，好不容易点了几个菜，一会儿服务员就过来说，今天剁椒鱼头没了，请他们换一个菜。诗人把菜谱一扔，火道：“什么都没有了，还营业干吗？干脆关门得了。”
师姐把茶水递到诗人手上，幽默道：“郑副总，息怒息怒！没有必要生气，主要是过节，生意太好了。”
诗人说：“我现在有脾气了，动不动就发火。”
师姐调侃说：“当然，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
结账时，诗人要刷卡，服务员嫌麻烦，说要用现金。诗人突然就冒火了，把卡往饭桌上一扔，说：“我今天还就要刷卡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把经理找来！”
服务员赶忙拿卡去刷了。
诗人愤愤地说：“这些服务员，自己是外地人，还势利眼得很，看不起外地人。你不给他点厉害，他就怠慢你，对那些本地人和有钱人却热情得很。”
师姐开他的玩笑说：“你脾气是见长了，是不得了了。官没长半截，脾气长了老远。”又警告他说，“不要在我面前耍大牌啊，你再长多大，在我面前你都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屁孩。”
诗人就是个需要照顾的大孩子，别看他快四十的人了。他这个外地人，在大上海这个富贵之乡没有朋友，他饥渴，焦虑，他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他到处跟人急。
迎接新年的烟花爆竹从吃晚饭那会儿直响到凌晨，尤其是在接近夜里十二点时，格外急促而密集。有几个近处放的特大爆竹，简直是惊天动地，炸得人心惶惶。在过节的热闹喜庆里，人总有一丝丝对岁月的感伤悲凉。
发乎情、止于礼的中国人不善表达情感，不等于没有情感，中国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热热闹闹。中国人心里的动静如此之大，只能通过非常浓艳炽热的火红的色彩，通过惊动了天地的爆竹来表达内敛中的情感强度，表达彼此的拥抱和热爱。
从电影院出来，正赶上十二点左右那最强一波震耳欲聋的爆竹声，诗人说：“每年的送旧迎新都很伤感，害怕时间过得快，却又希望时间过得快。”
师姐问：“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为什么要希望时间过得快呢？又不是小孩子盼着长大。”
诗人的回答出乎意料：“时间过得快，工资卡上的钱也就增长得快啊。我们每个月十号工资入账，间隔时间也太长了，账目上的钱每天都在少，而每个月才增长一次。”
师姐说：“我以为你会说出点什么关于时间的哲理诗话，结果三句话不到又转到钱上面去了。”
诗人说：“可是又很矛盾，卡上数字增长的速度和生命消逝的速度是同步的，至少是成正比的。想想还是命值钱些。”
师姐不想跟他把这个关于生命消逝的凝重话题深入下去。以前他只有下半身思维的时候，她看不起他，嘲讽他像个动物，现在他开始深刻了，师姐又担心起来，觉得还是下半身思维来得简单、纯粹和快乐。
师姐还是觉得有些孤单，她站在黑夜里两栋高楼之间的空旷地带，一个大型超市前的停车场，一辆送货车正朝她这边驶过来，她退让了几步。她从机场坐车来找诗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下的出租车，她按照诗人短消息上的方位，跟司机描述了半天，然后司机说就是这里了。她将信将疑，刚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就望见了对面穿着工作服、理着平头的诗人，还是一副乡绅的样子。诗人也发现了她，招手示意她过马路，正好遇到绿灯，诗人就自己过来了。好久不见，诗人还有些不好意思看她。以前每次假期后相见，诗人都有些扭捏，要好半天才热络得过来。
师姐站在风口有些冷，诗人上办公楼去处理点临时事务。诗人提拔之后变得更忙碌了，他终于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虽然就像旋转金鼎，等真正拥有时，却发现到手的东西都有些变质变味了。
然而，有终归是好的。
诗人一忙碌起来，似乎没有意识到分别的到来，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半小时，师姐不得不打电话提醒诗人，她该走了。
离别是师姐目前所处的这种人生阶段最有味道的事情，师姐想。
师姐站在站台上等机场大巴，什么都经历了，都淡了，没味道了，都有点鸡肋的感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有离别的滋味还这样浓烈，还这么抓挠人心。
每次离别前，她都会忘记诗人的种种不是，只记得他的好，他的多情，他的热情，他的温存，他的傻。他就像她的孩子，尽管她还没有做过母亲，但那种混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里，她还是能辨认出她对他有母亲对孩子般的怜爱。
诗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这个繁华城市里乱碰乱撞，他的浮躁，他的焦虑，他的沾沾自喜，都像一个不更世事的孩子，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也像一个没有电瓶的电瓶车，想跑又跑不起来。
诗人上班时间到了，机场大巴还没来，诗人说：“我跟领导请个假，等你上了车再走。”
师姐不同意，说：“你刚提拔，还是严格要求自己。”
诗人被她撵走了。
诗人骑着那个电瓶车绕了一圈又回到师姐跟前。
“怎么啦？”师姐诧异地问他。
诗人说：“我舍不得你走，人真是越老越多情。”
师姐开玩笑说：“你一直就很多情，读书时你第一次送我，一个月前你就开始感伤，头一天你掉了两颗猫尿，第二天你哭了。”
诗人说：“你狗日的，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
师姐越来越喜欢调侃讲笑话了。马导在上课时曾分析说，调侃是一种有效的安全的叙述方式，调侃不可能大喜，也避免了大悲。也许在他们目前的人生阶段，就是既无大喜，也无大悲，大喜大悲都承担不起了，就只有在距离之外来点不伤身的轻松诙谐的调侃。
站台上的人骚动起来，原来是机场大巴开过来了，诗人放开他的电瓶车，赶忙过来给她提行李箱，电瓶车倒在地上也没顾上扶。
师姐匆匆地跟他挥手，他把她的手在手心里捏了捏，松开了。她上了车，他骑着电瓶车在后面追了一阵，然后就不见了。
师姐在大巴上掉了一颗眼泪，一颗而已。
手机上收到诗人的短消息：美人，等我们老了，我们每天厮守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师姐边抹眼泪边回了个“好”，明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回个“好”大家都好受些。
师姐想到诗人平时忙忙慌慌的，几次差点跟别人撞上了，她又跟了一条消息，叮嘱他说：“骑车小心点，骑车时不要打电话，注意安全！”
诗人也回了个“好”。
诗人在上海，上海就跟师姐有关系，上海就是她的亲人。诗人说，城市是一个人的城市，自从他们毕业后，他就再也没有想过S城了，出差去了几次，也没感觉那是天堂，因为那个城市空了。
师姐的大巴拐了几个弯，又绕到诗人单位所在的富丽大厦。遇到红灯，停在了师姐来时下车的地方。师姐拨通了诗人的电话，说：“我坐的车正路过你单位楼下，我正看着你的窗户。”
刚说完，绿灯亮了，大巴轰然启动。
一会儿诗人给她打了个电话来，问她到机场没有。她正在过安检，分手才半个多小时，离别的滋味就淡了，他们就已经回转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
送走师姐，诗人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师姐在身边，他什么都做不了。师姐一来，儿子就给忘了，他有两周都因为有事情没带儿子去学画了。他给儿子报了三个周末艺体班。儿子个头矮，像他妈，别的项目有困难，就教他打乒乓球，想培养一个世界冠军出来，名利双收。另外还报了一个钢琴班和绘画班，儿子一个月在学艺方面的开销比全家的伙食费还贵。
诗人自己从小吃苦过来的，对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处处感觉自己起跑线低比别人吃亏。比如他什么都不会，羽毛球、乒乓球，更不要说网球了，还是师姐手把手地教他，才勉强会发球。唱歌更不会，每次去卡拉OK，他几乎一首歌都不会，人家把最老的歌给他挑出来让他唱，他也只会唱几句，那哪是唱，简直就是在吆喝，跟小时候放羊时一样。
同学朋友都笑他老土，玩的东西样样不会，白活了，有玩的活动也不大喊他，这很是伤他的自尊。他这么大把年纪了，什么都要从头学起，确实是相当的困难。因此他要不惜血本地在儿子身上投资，除了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外，琴棋书画样样都要懂，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都市贵族。
他通宵排队给儿子报那些最热门的培训班，为了儿子最喜欢吃的营养餐，他跑遍了大半个上海。
听了他的育儿计划，师姐直骂他愚蠢。师姐说：“把孩子从小当贵族培养，简直是在害他，让孩子从小多吃点苦多受点累，是他一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