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又不像一个文盲，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此外可以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於”字当地人读作“乌”）当小和尚。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两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是叫花，也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那里写信劝他参军。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风声。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如此写道：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我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没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纲。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于是整修皇陵，“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顾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后，无以为生，邻居汪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尔后投奔红巾军，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词语鄙俚粗俗，不加粉饰，气势不凡，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满意。他在碑文的引言中说：“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夏燮《明通鉴》洪武十一年四月条，引用上述朱元璋的话，特地加了一句：“乃自制碑文，命（吴）良督工刻之。”明确指出碑文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他还在“考异”中征引郎氏《七修类稿》、徐氏《典汇》的相关记载，来证明“自制碑文”这一论点。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说：“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说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笔的话，肯定要粉饰的是，朱元璋是走投无路，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显得觉悟很不高。
他的其他诗文，名声虽不及《皇陵碑》大，也很有特色，不妨略举一二。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同乡徐达、周德兴、费聚、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他的势力愈来愈大，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二人私交情同手足。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别，浪迹江湖。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这位朋友，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劝他出山。信中这样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固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礼贤下士”的陈词滥调，这种“尽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实意，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信的末尾两句“再不过江，不是脚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气，与前面的口气——“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判然两人，毕竟“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手令，风格独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