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伟是我们圩尾街一个五岁的男孩。如果你从顶街穿过来，一眼就会看见一堆小山样高高耸起的垃圾，它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圩尾街的一种标志。在这年深月久的垃圾堆后面，是一座低矮的老厝。
老厝门边钉着一块木牌：圩尾街托儿所。现在，你可以看见老厝的前进是一个宽敞而潮湿的房间，十几个三至五岁的孩子杂乱无章地坐在几张长条凳上面，每人手上都端着一只塑料碗，唏唏哧哧吃出一片响声。稀饭饭粒纷纷掉在衣襟上、地上。托儿所阿姨沈秀花护兵样守着桌上一只铁桶，那里面的稀饭已经所剩无几，她又尖又利的眼光四处巡视，手里握着一把勺子，不时在铁桶的内壁敲打几下。达伟，你又抢小朋友的点心啦，她绷着长满雀斑的脸说，你要吃不够，过来再盛一点。
那个把汤匙伸进小女孩碗里的小男孩就是达伟。五岁的达伟看起来有七八岁的样子，大头大脸，嘴唇宽厚。他起身向沈秀花跑去，手上的塑料碗高高举到她面前，我还要一碗，他翘着嘴唇说。沈秀花心里很厌烦这个房东的儿子，给他盛了小半碗。
达伟旋风样跑到那个小女孩面前，把碗里的稀饭扣在小女孩拿碗的手上，小女孩哇地大哭起来，嘹亮的哭声像是吹响了金喇叭。达伟！沈秀花气得脸上的雀斑一颗颗好像都要跳起来了，她大步冲向达伟，伸手往他的衣领抓去，但是达伟一扭身，她抓个空。我把饭还给她嘛，达伟委屈地瞪着眼说。你总是捣蛋！沈秀花的手又扑了过来。达伟一闪，撞开托儿所的半截腰门，像一条肇事逃逸的小狗往街上跑去。你别回来算了，沈秀花气呼呼地说。达伟在那堆远近闻名的垃圾堆旁边站住，那是我家，那是我家，他告诉沈秀花，语气里充满着一种失去家园的愤怒和无奈。
老厝的前进是达伟的母亲租给沈秀花办托儿所的，后进还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她们母子俩住都住不完。达伟的母亲一直寻思把其中哪间房再租出去，还央求我们帮忙中介，但是有想租房的人一听说是那个哭丧婆的房子，全都退避三舍。
如果说为人哭丧也算一门职业的话，这就是达伟的母亲的正式职业。我们至今不大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关于她的来历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土楼乡村的客家人，是达伟的父亲高晓伟到那边走私木材时顺便走私出来的。这一派的人称她是客子婆。有人则干脆宣称她的老家远在贵州省，这一派的人称她北子婆。事实上，我们说的话她基本上能听懂，而她说的话我们基本上听不懂。她第一次出现在圩尾街，大概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隔着那么多平淡无奇的日子，实在无法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形。那天，如果不是中午便是傍晚，我们看见高晓伟的老厝里走出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她两手端着满满一畚箕的垃圾，走到门口的垃圾堆前，用劲地甩了出去，花花绿绿的垃圾雪片似的飘下来。这时候，高晓伟打着呵欠从老厝里走出来，他看起来像是刚刚睡醒，脸上布满慵倦的睡痕。晚上我就不回来啦，高晓伟在女人肩上轻轻拍了一拍，那种随意的样子几乎就是一对默契的夫妻。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们中间一个人巧妙地问他，晓伟，没吃到你的喜糖，你是什么时候偷偷结的婚？高晓伟擦着眼睛说，快了快了，你们等着吃喜糖喝喜酒吧。
高晓伟是我们圩尾街有名的散仙，成天溜溜荡荡，行踪诡秘。他从小父母双亡，和奶奶相依为命，后来奶奶也死了，他就孤身一人住在祖公传下的老厝里。那时他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不太清楚他是怎么过日子的，总之日子过得很快，十来年一眨眼过去了，高晓伟英英武武，已不复当年的瘦弱和猥琐。我们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在走私木材，听说赚得很厉害。
有一天清晨，高晓伟的老厝里传出新生婴儿的啼哭，圩尾街一下子传遍了，他的客子婆或者北子婆听说早就办了结婚证，今天生了个儿子。他不是还没请我们吃喜糖喝喜酒吗？我们表面上对高晓伟表示了不满，但私下里都感到庆幸，这年头喜酒毕竟是不好喝的，至少也要包40元的贺礼。高晓伟在儿子达伟周岁那天，倒是在清香饭店办了两桌酒，请的都是些黑道朋友，圩尾街没有人得到正式邀请。不久，高晓伟就出事了。他走私一车木材在半途上被检查人员拦住，本来破财消灾也就是了，但是那天他不知是手痒还是火气旺盛，一拳把一个老检查打得趴在地上。太贵了，后来高晓伟被判处20年徒刑，他在上诉时说，一拳20年，这显然太贵了。但是上诉还是被驳回，谁叫他打得那么不巧，偏偏打到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头？要是换上年轻健壮的身体，那一拳也许就不值20年。
一天夜里，圩尾街上空突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雄浑响亮，打个比方就是一把尖利的匕首割破了圩尾街的夜空。我们听见那哭声是从高晓伟的老厝里传出来的，哭声里带着含糊不清的诉说，我们大概知道高晓伟的客子婆或者北子婆是在痛诉生活的艰难。那哭声类似咏叹调，音域宽广，有一种空谷回音的效果，在圩尾街上空久久飘荡。我们听了半个晚上，除了赞叹一句她真能哭，也就罢了。但是我们圩尾街专事殡葬业务的土公番根却不一样，他那专业的耳朵一听，专业的脑筋一转，犹如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星探发现了林青霞，立即激动万分地翻身下来，直奔哭声而去。
到了高家老厝门前，那哭声渐渐弱下来，余音袅袅着。番根兴奋地敲门，当面不好叫客子婆或者北子婆，他就叫，达伟他妈，达伟他妈！达伟他妈！番根终于听到一串脚步声从老厝的后进响过来。大门开了，番根看到一张泪光闪闪的脸，这张脸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难看，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你想找事干吗？你明天上午9点来找我，番根说，我给你介绍事干。
达伟的母亲呆呆地点了点头。第二天8点半，她就找上了番根家门。你来得真早啊，番根说着，脸上露出一种洞悉一切的狡黠微笑，顶街吴科长死了老爸，想请个人去哭丧，我觉得你很合适。达伟的母亲脸无表情，叽里咕噜问了一句话，番根听不明白，猜测她问的是价钱。于是他告诉她，现在行情价是两百块，哭得好当场还有红包。
达伟的母亲就这样成了职业哭丧婆。她的第一次亮相是在顶街吴科长老爸的葬礼上，真真正正让我们开了耳界，原来哭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据说文明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不会哭，现代人已经变得不大会哭了。我们看见吴科长一家十几个人列队站在一口棺材的两边，如果不是披麻戴孝，那实在很难看出他们的丧家角色。他们脸上很平静，甚至没有一点泪光。棺材前头供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死者遗像、一叠纸钱、一对烛台和若干果品，桌下铺着一块麻布。番根把一对香烛点燃了，坐在旁边长条椅上的几个人（他们就是丧乐队）就敲锣响钱，哐呛咙咚呛地奏出哭丧调。这时候，我们看见丧乐队后面大步颠出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妇女，好像一只白色幽灵扑到供桌下面的麻布上，磕了个响头，然后猛地昂起头，一大把束着麻线的长头发刷地向上飞起，她张开嘴巴，呜哇一声，浑厚而又悠长，一下子直贯云天，把所有的听众镇得一愣一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