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辗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去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是，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返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情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Honoré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写火车的诗很多，我自己都写过不少。我甚至译过好几首这样的诗，却最喜欢土耳其诗人塔朗吉（CahitSitkiTaranci）的这首：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英文life一字，本意原为“生命”，却兼有“传记”的含意。中文里面倒难找一个字能包含这两层意思。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言：Awell-writtenlifeisalmostasrareasawell-spentone.只能译成：“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原文的life与one是同一件事、同一个字，中文却只好分译成“传记”与“一生”。相比之下，可见英文的语意学心理是把传记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
两年前，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劝我要写自传。他们的远见令人感到“受宠”，但是没有“若惊”，因为我向来没有写自传的念头。我觉得，过日子已经够忙的了，何况还要写文章、翻译，哪里还有余力坐定下来，去写什么大手笔的自传？其实我连日记也不敢写，难得的例外是在“非常时期”，包括旅行途中，那是因为有意留下细节、信史，以供日后游记之用。我最佩服胡适那样的大忙人竟能维持长期的日记。写信，是对朋友周到；写日记，是对自己周到。我呢，意志薄弱，对朋友、对自己都不周到。
所以当初“天下远见”的两位要角一提此事，缺乏远见、却不乏自知的我，就立刻婉谢了。
我不敢写自传，不但因为自知毅力不足，抑且深知兹事体大，不可轻试。美国幽默家罗杰斯（WillRogers）就说过：“要令人家破国亡，什么都比不上出版回忆录更厉害。”这当然是言重了。可笑的是，罗杰斯又觉得回忆录其实不足全信，竟说：“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
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我国久有三不朽之说；不过立德、立功的人或许要借自传或他传以传，立言的人已经有言可传了，又何必靠自传呢？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一一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
于是，“天下远见”两要角退而求其次，说，“不写自传，由别人来写，总可以了吧？”我又苦笑了，径说，“那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要提供许多资料，还得文物出土，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考证年代，编写说明。这还没完，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不想说的糗事终于‘久磨成招’。”你的深院私宅，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他却要走后门，窥边窗，爬阳台，翻箱底，务求独得之秘。爱好窥秘，原是人情之常，所以读者总是站在写传人一边的。我读济慈的传记，发现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亲切；读艾略特传，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满，我深感同情，甚至对他的诗也更多领悟。
读者站在写传人一边，反过来，写传人也就成了读者的代表，甚至是读者派来的户口调查员、心理医生，甚至私家侦探；而传主的家人呢，保密防谍的当然很多，里应外合的也不是没有。
我读傅孟丽小姐撰写的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文稿时，有时惊喜，更常惊愕。“我有说过这句话吗？”我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你自己不说，人家怎么会记下来呢？”太太反诘。“你是做过这件事啦！是庆元姑姑接受访问时，告诉人家的。”女儿也来补充。于是我放弃了挣扎。既已腹背受敌，也只好认了。
王尔德有一次对后辈纪德大言自剖：“你想了解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那就是，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唯美大师一生惊世骇俗，最擅于自我包装，但是社会毕竟不像语言那么容易驾驭，不是佩一朵襟花、说几句酷话就能摆平的，终于还是难逃同性恋先烈的下场。我倒觉得，一个人真有天才的话，就得省点用，应该拿来写文章，至于本事嘛，将就凑合着，拿来过日子算了。
所以每次听人阔谈什么“生涯规划”之类的高调，就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真是苟且极了。正如办手续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栏，就不胜彷徨。我哪来什么永久地址呢？似乎该填“阴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国”，却又乐观得不负责任。从中文大学到中山大学，二十四年来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于“退房”（checkout），哪来永久地址呢？
在没有“生涯规划”的苟且之下，七十年忽然已过了。虽然常常也回忆往事，甚至母亲的声音、笑容，但要我回头大规模地检阅一生，把七十年的岁月像一大本旧照相簿，一巨册因缘录、离合史、悲喜剧那样掀来翻去，那种沧桑感却令人难以承当。
既然纷繁而漫长的一生，我自己不敢蓦然回顾，更不肯从实招来，“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就派了傅孟丽小姐来我家卧底，有信史则明查，无根据则暗访，从头到尾，把我的家人与亲友都炒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为作家写传，方便在于有现成的作品可做根据：无论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内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资引证。心理学家霭利斯早就指出：“一切艺术家所作，无非自传。”但是不便也就在此，因为作家身份的传主如果多产，写传人势必精读详阅，才能鞭辟入里，把作家的风格和传主的人格，穿针引线，交织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且不提我的评论与翻译，仅仅是诗集与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全部读过，而且切题地联系到传主的生涯上来，实在耗时而又费心。傅孟丽小姐不辞艰辛，竟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本传记，令我深为感动。只是她把我写得太好了。读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分打一个对折，再将曝短的部分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
面对这本传记，我好像落入了达利的诡异画境，不知为何，竟站在长廊的一头，看着自己的背影投向另一端的远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连贯的连续剧，一段又一段的前文提要，有时倒带，屡屡停格。这，就是我吗？不禁自问，但封面明明说是我的传记。
当日母亲怀孕，是在重九前一日随众登高，次日凌晨生下了我。她所登的是南京栖霞山。今日恐怕有许多人不知道，重九日为何要登高了。这风俗已经行之近两千年。梁朝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每年到了重九，都不由我不想起这美丽而哀愁的传说，更不敢忘记，母难日正是我的民族灵魂深处蠢蠢不安的逃难日。书以《茱萸的孩子》为名，正是此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于西子湾
两张地图，一本相簿
一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岳父，虽然他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妻子。他去世很早，只有三十九岁，留下的孤女，我存，当时也只有七岁。所以给我的印象止于岳母与我存之间零星的追思，加起来也只是远距离镜头的朦胧轮廓：只知道他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参加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后来在浙江大学任生物系教授。抗战初年，随浙大迁去贵州的遵义，但因其地阴湿，不适合他养肺病，乃应四川大学之邀，想北上成都，却因病重滞留在乐山，不久便逝于肺病。
抗战时期我存与我都在四川，她在大渡河汇岷江的乐山，我在嘉陵江入长江的重庆，两人并不相识。表兄妹初见，是在南京。从那时到现在，两人之间半世纪之长的对话，一直是用川语。五十多年的川语川流不休，加起来该比四川更长了。
就是用没有入声的川语，她常会向我述忆乐山。那是她的小学时代，印象最深。她最乐道而我也最乐闻的，是岷江岸边的那尊大佛，远在江上就庞然可见。她说那佛像又高又大，乐山人都传说，要是涨水淹到佛脚，乐山城就会淹水了。有一次在沙田，她又对朋友们夸说佛像之大：
“连佛的耳朵——”她正要形容。
“——都藏了一座庙！”我接口说。
朋友们哈哈大笑。
二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旬，我去四川大学访问。演讲与座谈之余，易丹教授陪伴我们夫妇南下，去眉山瞻仰三苏祠，并重游乐山。
到乐山已经天晚，第二天早上才去朝拜大佛。佛像雕在岷江岸边的石壁上面，坐东朝西，在岸上反而难见法相。易丹带我们登上游艇，放乎中流，好从江面上远远仰观。那天十分阴寒，江风削面，带着腥浊的水汽，天色灰茫茫的，水色也混沌不清。江上看佛，仍需颇大的仰度，约莫二十层楼高。雕的是弥勒佛坐像，佛手按着双膝，面容宁静中含着慈祥，据称是唐朝开元年间所建，石色年湮代久，也是灰沉沉的，与阴天一般黯淡。
游艇在江上巡礼了一圈，把乘客又还给了岸上。我们到佛脚下又举头伸颈，仰瞻了一番。佛脚大而厚实，上面简直可容百僧并坐诵经。想起“临时抱佛脚”的成语，不禁可哂。晒谷场这么大的脚背，怎么抱法？
接着我们跟随众客，沿着巨像左侧的贴壁石阶，奋力仰攻，攀天梯一般一级级向崖顶爬去。好不容易爬到佛脐的高度，抬头一看，弥勒佛的下巴仍在半空，并不理会我们，地藏菩萨却早已在下面扯我们后跟。渐渐，爬近了佛乳、佛肩，觉得那一双狭长的法眼隐隐在转眼，转向僭妄的我们。此刻我们的惴惴不安，颇像几只小老鼠偷上佛龛，在凯觎油灯一样。终于，攀到佛耳近旁了。单是那贴面的耳垂，就比人还高。不过耳窝之大足可栖僧，还不能藏庙。
从弥勒的兜率天下来，易丹又带我们回乐山城，去寻找我岳父的墓地。
半世纪来，我存对父亲的孺慕耿耿，渺无依附，除了一本色调灰黄的老照相簿，和两张手绘的地图。地图是用当年的航空信纸画的，线条和文字都精细而清楚，不可能是七岁女孩的手迹，当是岳母所制。一张是乐山城区，呈三角形，围以城墙，东城是岷江南下，城南是大渡河西来，会合于安澜门外。另一张则是墓地专图，显示岳父的墓在城西瞻峨门外的胡家山上，坐北朝南，背负小丘，面对坡下的大渡河水。
这两张地图折痕深深，现在正紧握在我存手里，像开启童年之门的金钥。但是像许多地图一样，上面绘的不仅是地理，更是时间。在这多变的世界，哪一张地图是合用五十年的呢，哪一个地址是永久地址？不要说上海大变特变了，连上海人出门都会“欲往城南望城北”，就如乐山这样的边城，也早已变得沧桑难认，不可能按图索墓了。
易丹皱着眉头，把两张旧地图跟乐山市区的新图，左顾右盼，比对了许久，才迟疑地说：“这胡家山在新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了，哪，应该就在这一带了，变成师范学校的校园了。”
我存俯看地图，又仰看山坡上屋树掩映的校园说：“那就开进去吧，上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