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感人的场景、如此温暖的文字在莫言的小说里是少见的，但在姑姑这儿莫言却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在作家笔下，姑姑的人性也是单纯、洁净的，即使在“文革”那样的荒诞场景里，在县委书记杨林为求生而“变节”的情况下，姑姑依然那么坚定而崇高地捍卫着自己的清白：
上来一个矮小敦实的女红卫兵，手提两只破鞋子，一只挂在杨林脖子上，一只挂在姑姑脖子上。姑姑后来说，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都可以忍受，但绝对不能忍受“破鞋”的称号。这是无中生有，奇耻大辱！姑姑立即把脖子上的破鞋摘下来，用力撇去。
那只破鞋，竟像长了眼似的，落在黄秋雅面前。
女红卫兵蹦了一个高，揪住姑姑的头发，使劲往下拉。姑姑昂着头，与那女孩僵持。姑姑，您低头吧，您如果再不低头，只怕您的头发连同头皮都会被揪下来啊！那胖女孩少说也有一百斤重，她双手揪住您的头发，已经悬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一甩头，像一匹摆动鬃毛的烈马——那女孩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落在台子上。姑姑的头上渗出鲜血——姑姑的头上至今还留有两个铜钱大小的疤痕——血流到姑姑的额头上，流到姑姑的耳朵上，她的身体挺立不弯。台下一片肃静，一匹拉车的毛驴，仰着脖子，发出高亢的叫声。没听到母亲的哭叫声，我心里一片灰白。
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里，能有姑姑这种感人操守与品格的人能有多少呢？这样洁净而纯粹的人会是“罪人”吗？然而，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却都最终成了姑姑内心沉重的枷锁，那些被流掉的孩子们，那些死去的孕妇们，都化作了复仇的青蛙，让姑姑无处遁藏。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幻想用那些活灵活现的泥娃娃来平息内心的不安、来救赎自己的灵魂。很难说，这种赎罪的梦想就能真正安妥她的灵魂，但是她至少在幻象的世界里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超越。而且，在我看来，姑姑与其说是赎罪，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亲近与怀念。
当然，在《蛙》中莫言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反思，不仅集中在该制度造成的人性创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焦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索上，也不仅表现在对人物的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的展示上，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寓言意味。在对计划生育有关的生命史和精神史进行原生态追问与呈现的同时，小说更以犀利的笔墨将计划生育制度在信仰缺失的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怵目惊心的尴尬境地与荒诞景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作家笔下，作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约束方式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已成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生育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谋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那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以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
艺术层面上，《蛙》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有魔术的光亮。有的批评家曾撰文指出，莫言的小说语言具有极强的“文本可逆性”，可以在同一文本中将内在冲突的叙述声音和叙述姿态融汇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深刻的混沌”。例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以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人性观念演化成一股泥沙俱下却恢弘无比的“语言流”。不过，这种互文性的处理固然可以更为客观地表述历史，传达细微的人性感受，但是，在形成文本的多声部的同时也容易削弱文本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叙事的硬度。比如，《檀香刑》中眉娘、赵甲、孙丙等不同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具有多声部的“互文”效果，但对酷刑的“过度展示”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认同酷刑”的心理弱势。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小说中有所改变。《四十一炮》中，莫言利用“肉神庙”形成了叙事的“风流眼”，不同的叙事时空和叙事线索都在这里互相交涉缠绕，最终强化了肉神庙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而《生死疲劳》则进一步扩大了感受性的互文范围，小说以奥维德《变形记》式的错位性戏拟拓展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生死轮回”的空间化历史绝望感。而《蛙》则又有创新。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从而达到历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统一。同时，小说中也镶嵌入了不同的文体，例如，每个章节都以主人公蝌蚪（万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通信形成对下面故事情节的某种“预叙”，又能从一个比较超然的现在进行时角度，对这些历史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
这种以书信体和小说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月光斩》中也有过类似尝试。而在小说结尾，莫言则用戏剧的形式，对整部小说的某些故事（如陈眉代孕的悲惨经历）构成某种程度的“补叙”。可以说，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冲突、镶嵌、改写和融合，不但没有产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构作用，使文本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反而使得文体狂欢转化成了更为强烈的批判焦虑，强化了潜在的叙述主体的现实批判力量与对人性美的深沉呼唤。特别是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蛙》更是非常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剧中的民国大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人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于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小说开篇第一段家乡孩子把身体器官命名的“土名”改为“优雅而别致”的“雅名”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正是莫言本部小说语言风格改变的注脚：“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蛙》无疑也是一部“雅名化”之作，唯愿莫言不是被顾彬之流以及某些标准很高的批评家“被雅名”。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是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充满“土气”的莫言。好在，《蛙》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并沉思。
莫言与中国精神
■李敬泽
一
莫言已成“正典”。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体能，他的欢乐和残忍，他的宽阔、绚烂，乃至他的古怪，近二十年来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
尽管莫言可能是承受了最高声望的作家，他被反复阐释甚至过度阐释，但他却不是特别令人喜爱或令人厌恨的作家。在中国，一个人可能厌恨王朔，因为王朔冒犯了他；也可能无保留地喜爱王安忆，因为王安忆为他提供了一种对自身经验和生活的想象方式，但大概很少有人以同样的激情对待莫言。当然，身处剧烈的文化冲突的时代，莫言始终面临各种偏见和误解，他有固执的反对者，但无论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很难确定一种简明的、自足的立场，莫言过于宽阔，人们难以确定他的要害。
通过喜爱或厌憎什么作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整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确认自己是什么人。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有助于形成社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必然地被社会意识分类、编纂。这是一个博尔赫斯式的情景：一本一本的书被写出来，堆积在巨大、阴暗的图书馆中，幽灵般的图书馆员忙碌着，他们凭着嗅觉就能把大部分书送进了碎纸机，然后把剩下的书沿着大脑沟回般的通道上架、归档。
那么，莫言将引起争议，究竟把他存于何处？——这种想象中的困难，体现了莫言与他的时代、他的时代中的读者和文学的复杂关系。
二
莫言很少对他的时代直接表达看法。他的作品中最具共时性志向的也许是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但这无疑是一次失败。
在小说中，下岗的老工人不得不以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方式谋生，他在荒僻的林间开设了一座情人小屋。由此，“下岗”这个社会性的主题暗自转化为了“欲望”的喜剧，“排泄”（情人小屋的创意由收费厕所而起）、窥淫（师傅守在屋外——眺望）、身体和金钱（两者互相激发、互相证实）、中心与边缘（是去市政府闹事还是在城郊自生自灭）、合法与非法（小屋如同一间容纳非法欲望的阁楼，它本身可能是非法的，但也可能被默许——以两条“中华”的代价），通过这一系列次生的主题，“师傅越来越幽默”了。
——这终究是莫言的小说。社会有社会的议程，作家有作家的议程，莫言几乎是蛮不讲理地把小说开上了他自己的轨道。莫言常常是粗暴的、不讲理的，他的绝对的自信，无论怎样他都能把事情摆平，但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事情看来是摆不平了，尽管莫言轻易地抓住了要点，但在每个要点上他都无法展开，似乎他不幸误入一个没有宽度的世界，他只能尽快地穿过去，草草收场，这篇小说在莫言的作品中罕见地气力疲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