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说：
我想表现一个导演艺术家的艺术才华，电视剧是很难表现的，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导演艺术家，肯定是在电影方面来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在电视剧方面是很难展示的。因为电视剧更加商业化，他的投资方更是为了金钱而金钱，电视剧比电影更加通俗，电影还有所谓的纯电影、艺术电影，而电视剧就是商业性的。电视剧《红树林》除了商业目的外，它还是一个行业剧，它反映的是检察系统里的一个故事，除了要遵守商业规则外，还要遵守行业规则。你不可能把检察官写得很坏，你应该从正面树立检察官的光辉形象，写官员的腐败应该有一定的尺度，一定的分寸，尽管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高今导演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我的电视剧本所赋予给它的东西。假如说我这个电视剧存在什么遗憾的话，就是说我的剧本本身有先天性的欠缺，而高今为了尊重我没有改动剧本中的某些缺陷，假如他胆子更大一点的话，在拍摄的过程中大胆对我的剧本进行修改，也就更好一点。我觉得《红树林》是一个中上水平的电视剧。《红树林》很难说是一部纯粹从小说出发的东西，把电视剧改编成小说是一种商业行为，它作为一部长篇来讲后半部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檀香刑》是我受到正面赞誉最多的一部小说。要我说最喜欢哪部作品，确实挺难说的。只能说我不喜欢的小说，《红树林》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部长篇。
神秘的全知叙述者——评莫言小说《红树林》
■贾蔓
莫言与残雪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传达撼人心魄的感觉，如色彩、丑恶、饥饿、仇恨、绝望、压抑、冲动等。这些感觉世界七彩斑斓，怪诞神秘，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他们表达感觉的“媒介”来自两个极致：身体和灵魂。莫言的叙述属鲜亮的“身体写作”，而残雪的叙述则是阴暗的“灵魂挣扎”。但他们又因为“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和纯文学写作的文学观念的差异，带来阅读层面的相异反映，“永远的残雪”离读者越来越远，而“怪才”莫言却始终与读者同在。莫言总能以他变化新颖的作品赢得读者的青睐，就小说《红树林》而言，它的魅力在于依旧有其小说的生命——红色意象的渲染，更有一个神秘的全知叙述者“我”的存在，以及塑造了一个虽有美妙绝伦的身体而精神却萎靡苍白的女市长的人物形象等。在《红树林》中，莫言一改他以往作品中儿童视点叙事的方式或复调的叙事方式，创造性地设计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全知的叙述者。它综合了传统的一、三人称叙述的优点，通过耳闻目睹的通感体验，并且巧妙兼用第二人称“你”与“我”对话，讲述了珍珠般美丽贵气的女市长林岚的一段体肤伤痕累累心灵血迹斑斑的故事。
一、“我”视域中的女市长之“写真”
1.“我”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
小说《红树林》是以倒叙开头的，在一个被暴雨蹂躏过的深夜，南江市的副市长林岚驱车来到她海边的秘密别墅，“我”所看到的场景在她的浴室、卧室里展开。在这两个暧昧、隐秘的地方，“我”和读者一起目睹了这个美丽女人的绝妙身体，莫言的“身体写作”正式开始：她的皮肤温柔滑腻，富有弹性；她的乳房丰满坚挺，好像充足气的皮球。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身体……我一边摸着她，一边在她的耳边说着甜言蜜语：看看，看看，都四十五岁的女人了，还有这样的身材和皮肤，这简直是个奇迹。
我把她放到那张夸张的大床上，然后退到床边的暗影里，垂手而立，等待着她的吩咐。她四仰八叉地躺着，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形，毫无一点羞耻感。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她的皮肤闪闪发光。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身体一动不动，胸脯连轻微的起伏都没有，好像变成了一具美丽的僵尸。看到她这样子我的心里简直像刀绞一样痛苦，因为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会像我这样爱她。
叙述者“我”是女市长林岚的中学同学，也是她永远的隐性恋人。“我”也有冲动，但常常因“对女人的恐惧，比钢铁意志还管用，总是在关键时刻克制住我的欲望”。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既作为旁观者来叙述自己心爱的人现实遭遇，表现出无奈的心理，使小说得以展开，又作为参与者与主人公同喜同悲，且一起回忆曾经拥有的过去，完成作者历时性的叙述。在此，“我”这个叙述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全知全能。上述例段的“我”就是参与者，所以可以与林岚零距离地接触而没有“故事”。
但是，当林岚因恋人无情、丈夫无能、儿子“淘气”等而坠入绝望之境时，她靠发泄性欲来排遣自己痛苦的情绪，此时的“我”就只能是焦急无措的旁观者了：“她在金大川的蹂躏下发出了阵阵声嘶力竭的喊叫，喊叫时她翻着白眼，咧着嘴，龇着牙丑态毕露，全然没有了堂堂副市长的风采。最后，她和他的身体几乎拧成了一条麻绳，汗水湿透了床单，房间里洋溢着那种凶猛动物交配之后的辛辣腥冷的气息。”
这种叙述人的转换和叙述视点的调节，不仅仅是一个叙事技巧和方法的问题，而且体现了隐含作者对故事的基本思考和理解。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在很多情况中，如果视点被改变，一个故事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无影无踪。”《红树林》中交替使用的“我”的视点，无论作为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都是为了实现作者的叙事目的——通过现实和历史的多次轮现，传达出作品中人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性的变异，以及对已逝历史的美好怀念——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它通过叙事人对故事的参与，在叙事层面上阻断了故事时间的连续性，方便而自然地回忆“我”和林岚、马叔、金大川等天真纯洁的中学时代和“幼稚”的青年时代。莫言曾说，文学创作与历史不同，文学创作不是再现历史真实，而是想象历史。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而现实则是未来的历史。不了解历史，人们便无法理解现实，更无法推知未来。作者是靠对历史的想象最后完成故事叙述的，这也是写活人物必要的手段。“研究历史话语或话语的历史并非出于‘向后看’的乌托邦心理需要，发思古之幽情，或是对已逝的东西作一种诗意的畅想和怀念，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人生。”莫言非常推崇威廉·福克纳的历史观：过去的永远不会逝去。莫言认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时间像汽车尾灯柔和的灯光，不断消逝着，又不断新生着。”每当现实中的林岚表现出人性丑的面容时，“我”便告诉读者少女时代的林岚是多么的活泼可爱：这时候，你插班进入我们学校。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们中间……阳光因为你的到来变得明媚如画，死气沉沉的队伍变得生龙活虎。你穿着一双紫红色的小皮鞋，雪白的短袜上缀着两颗毛绒绒的小球。你的小腿细长，膝盖玲珑。一条天蓝色的短裙束在你的细细的腰间，一件洁白的短袖衬衫美着你的身。你的脖子很长，脑袋不大，五官鲜亮，让我们过目难忘……你面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就像一个外国元首的夫人似的，在体育孙的陪同下，检阅着我们的狗牙参差的队伍。
她是“我们”所有男生的偶像，因为有了她，“我们”才有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正是这个美的精灵，如今却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因为美，她中了金大川的离间计，失去了初恋情人马叔；因为美，她中了地委秦书记的圈套，被迫嫁于其智障儿，最终为秦书记玷污。最使林岚心碎的是她与公公生下的“儿子”，这一“乱伦”的产物，时时碰撞着她内心的隐痛，孽债愈来愈重。终于，美丽的天鹅变成了连自己都鄙视的丑小鸭。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林岚形象人性的变异，实在是社会动荡、变革及自身人格弱点的结果。美好人性的失落是社会变革付出的昂贵代价，也是林岚平步青云登上副市长宝座所付出的生命代价。
2.“我”与“你”心心相通
《红树林》的人称变化也具有莫言的风格，“我”就如林岚的影子，形影不离，在梦里，在浴室，在酒店，在室外……她的喜怒哀乐，颦笑怒骂，无不在“我”的视线里。作者常以描写“我”隐形的方位来告知读者“我”的存在：“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什么出息，但满嘴的甜言蜜语，一脸的活泼表情，还是挺招人喜欢，你对站在墙角的我说。”莫言特别强调：文学是一种想象、虚构的艺术。他偏好表达人们面对现实事物时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而非过程。因此，《红树林》中林岚的心理描写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是为了表现她率真和好强的性格特征，以及担任领导后的虚荣，二是因为她寡居的身份，常常是独处一隅，运用心理描写是最好的表现手段。但是，善于创新的莫言永远不会让读者厌倦，他打破常规心理描写的模式，用“我”与“你”对话的特殊方式，来表现林岚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由于“我”视点的转变——由旁观者到参与者，因而，林岚的感受在对话中自然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