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莫言在《食草家族》中触及的是一个更富于历史蕴含和现代意义的哲学话题。人生的本相到底是什么？人生的出路究竟何在？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压抑人性的中世纪封建规范的解体，人类曾为自身涂上了一层“天使”般的神圣光泽，人的理性、人对世界的把握能力，在理论上均被推向极致，人类曾为自卫设想出了一条光辉灿烂、通向和谐之境的坦途。正是在这种欣喜若狂的时代情绪面前，较早痛切地反思现代文明和现代理性的卢梭、休谟等人，曾经显得多少有几分可笑。然而，历史是无情的。20世纪以来，人类这种自足平衡的心态，终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毁灭性冲击。一是理性失控的自相残杀的大规模世界战争的爆发，终于首先彻底粉碎了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天真的思想家精心构划的富于理性的人类“天使”形象。二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天文学领域的测不准原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现代科学成就，使世界在现代文明面前反而愈加模糊起来，人类深深感到了自身能力危机的悲哀。于是，以疑虑、茫然、孤独、不知所措为情绪格调的作品首先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流。这种灰暗的情调散布着人生的悲凉，荡尽了传统意义的审美效应，但无疑却标志着人类自身的进一步成熟，标志着人类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
在我国，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的制约，这种觉醒显得迟缓了些。改革开放以后，才仿佛天赐良辰，为中西文化在现代哲学意识层面上的沟通提供了机遇。莫言，也许由于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比如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强烈对比体验）以及与人类历史发展有着特殊关联的军人意识的潜在影响，在对这种现代哲学精神的了悟方面，也就显得比同代其他作家更为敏感、更为深刻。
毋庸讳言，在对人生的选择与世界的把握方面，《食草家族》表现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近的悲观情调。但从人类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这种悲观情调中蕴含的怀疑精神，无疑比盲目乐观和机械认可更富于积极意义。何况，与西方现代派作家不同，莫言决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或者崇尚原始的蒙昧主义者。面对“红蝗”一般泛滥的人欲，莫言这样警示读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如果大家是清醒的，我们喝的是葡萄美酒；如果大家是疯狂的，杯子里盛的是什么液体？”（《红蝗》）也正是出于对失却理性的人的野蛮、贪欲行径的谴责，作者愤激地声称：“人，其实都跟畜牲差不多，最坏的畜牲也坏不过人。”（《红蝗》）对于那些代表着原始文明、原始人性的祖先们（生蹼的或不生蹼的），作品也并非一味表现其娇艳与美好。那位四老爷为了与邻村的小寡妇通奸，竟借治病之机，谋害了小寡妇的公爹。而当他捉住与四老妈通奸的锔锅匠时，竟用带刺的槐树杈子对其进行了野蛮残酷的报复。也正是这位四老爷，虽然熟知《本草纲目》，但却用铁药碾子轧碎蝗虫团成梧桐子大的“百灵丸”出售，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这原始的色欲和私欲构筑的罪恶，使晚年的四老爷本人，都感到了灵魂的颤抖。那位手脚生蹼，自称“老姑奶奶”的二八女郎，虽然粉脸丹唇，细眉修目，但她却令“我”恐惧。她把“我”引进水中，扑到“我”的身上，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直至折磨得“我”垂头哭泣。对此，作品中也曾这样直率地写道：“不容讳言，我们食草家族的历史上，笼罩着一层疯疯癫癫的气氛；食草家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具有一种骑士般的疯癫气质。追忆食草家族的历史，总是使人不愉快；描绘祖先们的疯傻形状，总是让人难为情。”（《红蝗》）总之，作者虽然不满于现代文明的缺陷，但对原始人性、原始生存秩序，同时又持有清醒的批判和警惕的态度。
就艺术形态而言，在莫言的整个创作中，《食草家族》也是殊为别致、富于创造性的一部。作者已不像在初期的《球状闪电》、《爆炸》等作品中那样，侧重于对外来的某种艺术手法的简单借鉴，而是以自由洒脱的笔调，纵横汲取，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童话”、“传说”，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意象”营造等艺术手法组接改装，融为一体，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变幻莫测、奇异多姿、孕含丰富的色彩。
“意识流”的主要特征是展示人物纷纭复杂的心理意识的流程，呈现于作品中的是人物意象的自由组合，贯穿始终的是人物意识运行的线索。而在《生蹼的祖先们》中，风雨声中突然出现的那位持火把的女子，以及在其导引下，“我”所进入的那个有着大浴池的房间，以及在浴池和房间中，那位女子（她已自称是“我”的老姑奶奶）对“我”的抓扯和勾引，以及“我”所闯入的皮团长正在主持会议的那座灯火辉煌的大厅，以正常心态来看，这也许都不过是“白日梦”（“意识流”）。但在作者的叙述格局中，却又在设法力避这种梦幻的感觉，而是通过清晰完整的故事形态，真实人物介入（比如青狗儿在皮团长会议厅中的出现），“我”关于“似梦非梦”的冷静评析，更多地制造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气氛。在作品中，作者正是借助这种“意识流”与“魔幻”手法相互交融、自由活脱的手法，呼风唤雨，蔑视秩序，遣使隔代人物同堂相聚。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单纯的“意识流”或单纯的“魔幻”所难以企及的艺术张力。
从整体艺术效果来看，与莫言的其他作品相比，《食草家族》的确更富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但作者这儿已不是简单的摹仿，除了上述与“意识流”手法的融汇沟通之外，其创造性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其“魔幻”内容往往是零乱地编织进作品中的，而莫言则设法将“魔幻”内容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营造相结合，从而给予读者集中强烈的印象。比如那座神秘莫测的“红树林”、那反复出现的“纺锤”比喻，那轰然出土，席卷大地的“红蝗”等，除了给人“魔幻”感之外，同时还可以给人中国美学中所特别看重的能够给人强烈印象的“意象”造型特征。第二，在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其“魔幻”内容往往更富于超越人世的神话色彩，而在莫言的笔下，则更多地体现为现世隐喻性质的童话特征。那匹漂亮的红马驹与人结合之后，竟繁衍了一个一度和谐美好的家庭。然而，当那位“小哥哥”违背了当初的诺言，不慎说出一个“马”字时，悲剧便降临了。令人从中感悟到信义的价值、真诚的隐忧，以及理性与蒙昧的冲突等复杂的人生况味。第三，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那些神奇怪异的人物与事件，作者往往是以旁观者的视角予以叙述的，而在《食草家族》中，更多的则是叙述者“我”身临其境的所见所闻。“我”亲眼看见了蝗虫的长龙在渡河时遭到鳝鱼攻击的壮观场面；“我”随女儿一道，误入了那座神秘的“红树林”，与困居其中的女考察队员进行了接触；“我”遭到了皮团长手下人的绑架，亲眼目睹了生蹼家族的男孩惨遭阉割的酷烈场面。正是通过这种直接叙述方式，作品进一步沟通了“魔幻”与“现实”的界限，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真切感人的艺术魅力。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充满着开拓与创造气氛的幸运的十年，也是面对着世界文坛挑战的艰难的十年。如何既“迎八面来风，观四海潮色”，又不为“风潮”浸吞，确立自我本色，以求夺姿于世界文坛，这是每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应有的清醒态度。我们欣喜地感到：莫言，是在不懈地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