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动乱的社会生活，宽松的文化政策，兴盛的多元私学，形成了学派林立，互相驳难，争雄竞长的局面。孔子创制的儒家一派，当时并无什么受尊崇的优势地位可言，反而是湮没无闻，远不及充塞于世，昌炽天下的杨朱、墨翟之说。杨朱一派主张“为我”、“贵生”，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去做，这同儒家“尊君、尚公、修身养德以辅君治世造福民众”的传统主张是截然相左的。墨子一派主张“兼爱”，即爱无差等，爱自己的父母和爱别人的父母都是同等的，父母去世也应节俭薄葬。而儒家则视孝悌之道为天下之大伦，认为尊敬长者，孝顺父母是维持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基础，是治家治国等一切社会活动的道德基础。另外还有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一派，他们反对一切社会分工，主张“君臣并耕”，这也是与儒家“人生而有别、上尊下卑”的伦理政治观点相矛盾的。倡术势、重刑罚的法家和讲耕战、辟土地的兵家，也是儒学兴盛的障碍。
孟子以“仲尼之徒”自居，视他派诸说为危害孔门圣道的洪水猛兽。他认为杨、墨、农、兵、法等各家之学是蒙蔽人心，妨害政治，扰乱国家的异端邪说，必须力辟之、剿灭之。他声辩自己并非是好与人争辩，而是为兴圣学、正人心，不得已而为之。宋儒魏了翁曾感叹说：“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鹤山大全集》）充分肯定了孟子力拒异说、弘扬孔学的历史作用。
为宣扬儒家思想，实现其政治主张，孟子率领着数百位弟子，先后到齐、宋、梁、滕、邹等许多国家向国君和卿大夫们游说宣教。他倡导伦理道德，力行仁义礼智，是受各诸侯国君、大夫尊重的德高望重之士。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儒家思想未能被统治者们采纳施行，但是孟子的列国之行扩大了儒学的影响，改变了杨墨之学充盈天下的局面，使儒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系统阐发人性问题的第一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从对自然界和对社会的认识到对人自身的认识，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
孟子从人性的角度寻找道德伦理和政治领导的根源，为其协调人际关系、治国安民的思想探求理论依据，从而深化了人类对自身本质问题及人内心与外在事物关系问题的探索。
人性问题，孔子只有一语提及。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强调了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人后天的主观努力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生来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的习染才表现出思想行为方面的个性差异。但孔子并未就此展开详细的论述。人性在哪个层面上相近？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人性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政治的关系怎样？人性发展、变化的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孔子都没有解决。
孟子是第一个系统阐发人性论的思想家。他认为人人都先验地具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此四端是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状态。人应当返求诸己。加强内心的心性修养，以培养、扩充本来的善端，尽心、知性，从而与天道接通。这样，下可以和谐人际关系，上可以为政治统治提供不可抵挡的力量。孟子着重探讨了在孔子那里“不可得而闻之”的“性与天道”，不仅为孔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依据，使儒家思想走上理论化、系统化、深刻化之路，而且启发了后世对儒学哲学化的探索，尤其是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心性义理”等方面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谈到孟子对后世的影响时将会系统地介绍。
继承孔子“仁”的学说，在其“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以“仁政王道”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学说，是孟子对孔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儒家学说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说，它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另一个就是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二者共同构筑了儒家学说的两个最基本的逻辑起点，从内在的人生修养境界和外在的社会理想两个层面为后来几千年的传统儒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仁是孔学的核心。孟子承继了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例如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孟子也说“仁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规定性，提出“仁者，人也”的命题，孟子也指出仁之萌芽——恻隐之心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志。但是，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的同时，也作了重要的引申和发展。
孔子说到了“仁者，爱人”，至于仁者何以能爱人，他没有探究。孟子则建立了系统的人性论，指出仁心是一种天生的内在的人之本性。孔子论及了仁的内容和意义，但他对仁的思考仅停留在个体修养的纯道德的层面上，没有涉及其社会意义。孟子则特别强调“仁”的效用，反复提出：“仁者无敌”、“仁则荣，不仁则辱”、“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等为政准则。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仁政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具体的行政措施。
孟子先是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探索，建立了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性善论，解决了仁政何以可能的问题。然后他提出仁政的方案：“正经界、薄税敛、省刑罚、制民之产”的保民措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以上两句见《梁惠王上》第七章）的教民措施和尊贤贵士的用人措施。孟子的这套仁政主张虽然未能见用于当时，但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仁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一直为后世儒者所推崇。历代较为贤明的统治者，也多以之为借鉴。而那些欲除时弊、救国难的有志之士，也常以此为革故鼎新的根据。
与仁政思想相联系，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重民众、伸民心和黜天命、限君权两方面。
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心向背为国家政权安危所系，君王的易立，政权的更迭，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他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齐准备吞并燕国时，孟子对齐王的劝谏是：“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第十章）指出君主的意志应该服从民众的意志，否则就会有危险。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孟子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顺从民意，人心所向，则“战必胜”。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孟子在那时就能认识到民众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难能可贵的。
在传统的观念中，君权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因为国君是天子，是天派来管理人间事物的代表。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第五章）他认为即使有个主宰一切的上天，这个天的意志也是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君王残虐民众，那他只能算作独夫、民贼，民众可以以敌对的态度反对他。孟子觉得汤武革命，灭桀诛纣，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结果。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根据需要予之以新的阐释和发挥，作为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就说过：“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以天下万民为事”，他指斥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国家行政应为民众而非为一姓（《明夷待访录》）。康有为也指出：“国之所立，以为民也”，“故民为本而君为末”。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孔子十分重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一生所积极倡导和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和培养，以求得一种理想人格，达到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认为人的自身价值是通过培养道德理想而实现的，而不是以个人是否取得地位权势为转移的。《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人生价值观和道德修养论。他的理想人格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第二章）。即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他也指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品德。“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第九章）。穷与达，只不过是个人遭遇不同而已，与人格无关。真正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第二章）。
孟子强调人的内心修养，指出理想人格的价值标准不在于外在因素。但是在论及理想人格的培养时，孟子则认为这与环境密切相关。他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告子下》第十五章）的著名论断，指出那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下》第十五章）的逆境反而能够使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外界条件不允许“生”和“义”兼而有之的时刻，正是一个人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时机。孟子这种道德至上，人格至上的人生价值观。曾经鼓舞过无数正气凛然、不畏难险、不惧强权的志士仁人。文天祥、谭嗣同等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为中华民族的史册增添了光辉。
第三节孟子对后世的影响
孟子在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在于他承继孔学，发展孔学，力拒异说，使儒家思想显扬天下；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后世的思想史，对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紧接着孟子，在战国后期出现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独尊仲尼及子弓，而对于其他儒家诸派，则进行猛烈的抨击。首当其冲被集中批判的，是思孟一派。荀子攻击子思、孟子崇前古、法先王，自造其说，是“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尽管如此，我们在分析研究了荀子的思想之后，却不难发现荀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很多主张，是对孟子相关思想的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