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在“两考”中多次抨击清朝人的“过分假正经”（excessive prudery）。例如：中文著作中对性避而不谈，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一直束缚着中国人。……他们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他将他所见中国书籍中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其实并非全是如此）也归咎于清人的“假正经”；甚至认为“清朝士人删改了所有关于中国性生活的资料”。
尽管中国人对性问题的“假正经”未必从清代方才开始，这种“假正经”也远未能将道学家们看不顺眼的书籍删改、禁毁净绝，但高氏的抨击大体而言仍十分正确。高氏有感于清代士人每言“男女大防之礼教”
自古而然，两千年前即已盛行，遂自陈《房内考》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高氏的这一努力，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固是有的放矢，就社会生活而论且不失其现实意义。
己道教与密宗“双修术”之关系
高氏在《秘戏图考》中已经注意到，中国道教房中采补双修之术（特别是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所述者），“与印度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中所说明显相似”。他对此作了一些讨论，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无明确看法。十年后在《房内考》中，他对此事的论述发展为一篇颇长的附录，题为“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其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国房中秘术曾“理所当然”地传入印度，至公元7世纪在印度站住了脚，被吸收和采纳。关于双方的承传，高氏的结论是：
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而后来又在至少两个不同时期以印度化形式返传中土。
这两次返传，一次是指密教在唐代之传入，一次则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传布于中土，两者都有男女交合双修的教义与仪轨。
高氏此说的主要价值，在于指出了中国道教房中双修之术与密宗金刚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统称为“怛特罗”，即Tantrism）双修之术有相同之处。至于印度房中双修秘术来自中国之说，则尚未能就成定论，因为印度秘术的渊源也很久远。
最后可以提到一点，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上半叶盛行之后，颇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兴趣，在汉学家当中也不乏此例。然而高氏在“两考”这样专门研究性文化史的著作中，倒是连弗洛伊德的名字也从未提到，书中也看不见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迹象。
三、《房内考》总体上之欠缺
对于高氏“两考”，如作总体评分，则《房内考》反逊于十年前之《秘戏图考》。因《秘戏图考》涉及领域较窄，所定论题较小，只是讨论晚明色情文艺及其历史渊源，高氏对此足可游刃有余。而且书中对于春宫图册及其印版、工艺等方面的详细考述，又富于文化人类学色彩，极具实证研究的价值。但到《房内考》，所设论题大大扩展，高氏“起家”于春宫图之鉴赏，对于中国古代其他大量历史文献未能充分注意和掌握运用，因此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此外，无可讳言，高氏在社会学、史学、性学等方面的学殖与理论素养，对于完成《房内考》所定庞大论题来说是不太够的。
《房内考》对史料掌握运用的欠缺，大略可归纳为三方面，依次如下：其一为哲学与宗教典籍。先秦诸子或多或少都注意到性问题，而以儒家经典对此最为重视。高氏仅注意到《礼记》中一些材料，并搜集了《左传》中若干事例，但未作任何深入分析；其他大量史料皆未涉及。道教中的材料，高氏注意较多。佛教虽被视为禁欲的宗教，但佛典中也以一些独特的角度（如为禁欲而定的戒律、“以欲钩牵而入佛智”等）涉及性问题。高氏对这些都未加注意，只是将目光集中于金刚乘的双修术上。
其二为历朝正史。史官虽各有偏见和忌讳，但并未在正史中完全回避与性有关的问题。就性与社会、政治等方面关系而言，正史中大量材料，是其他史料来源无法替代或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史料高氏几乎完全未加注意；造成如此严重的资料偏缺，令人奇怪，因为以高氏的汉学造诣和条件，他应该很容易了解这方面的史料。看来高氏从鉴赏晚明春宫图入手而进入这一领域，虽然能见人之所罕见，却也从一开始就局限了他的目光。
其三为浩如烟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杂记、随笔、志怪小说之类。这类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由于多属私人游戏笔墨，因而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讳也少。许多文人私下所发表的对性问题的看法和感想，许多关于性变态的记载以及关于娼妓业的社会学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这方面，高氏只注意到了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对于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诗文，高氏也只是偶尔提到个别例子（如薛涛、鱼玄机的诗，此等处高氏有点猎奇之意），基本上未能掌握运用。
最后，在评价“两考”相互间高下时，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房内考》中几乎所有重要论点都已在《秘戏图考》中出现，《房内考》只是增述了有关史料和外围背景。对于论题专门的《秘戏图考》而言，这些重要论点（参阅本文第二节 ）足以使该书显得厚重、渊博；但对于论题庞大的《房内考》而言，这些论点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处理起来就有“吃力不讨好”之虞了。
四、“两考”具体失误举例
“两考”为开创性之研究，况且高氏以现代外国之人而论古代中国之事，则书中出现一些具体失误，自在情理之中。兹举证若干例，以供参考：高氏认为“中国社会最初是按母权制形式（matriarchal pattern）组成”，但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普遍倾向于否认这种制度的真实性，因为迄今尚未在人类历史上发现任何母权制社会的确切证据；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样的确切证据。
高氏在《房内考》中引述《左传·哀公十一年》卫世叔离婚一事时，将“侄娣来媵”之“娣”误解为侄之妹，而实际上应是妻之妹。
又同书中高氏引述《世说新语·贤媛》记山涛之妻夜窥嵇康、阮籍留宿事，说这是山涛妻想验证嵇、阮之间有无同性恋关系，未免附会过甚。
高氏有时年代错记、引文有误，这类小疵此处不必一提，也无伤大局。但他也时常出现不该有的“硬伤”，比如他搜集、研读中国古代房中书甚力，却一再将《玉房秘诀》中“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这段话误解为“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并与“女子化为男子”之说扯在一起。然而只需稍稍披阅《玉房秘诀》等高氏经常引用的房中书，就可明白上面那段话是说男精可在子宫内结成男胎，若不结胎，也能对女方有所滋养补益。
春宫图的评述、鉴赏，应是高氏无可争议的“强项”，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令人不解的硬伤。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谈到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第四图时，高氏描述其画面云：
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此处高氏原文为girl）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
然而检视《秘戏图考》中所印原图，这个所谓的“姑娘”穿的却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只脚完全赤裸着，是一只未经任何缠裹摧残的健康天足——这样问题就大了：因为按晚明春宫图的惯例，女子必定是缠足，而且在图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裸露描绘，惟有足绝不能裸露；对于这一惯例高氏知之甚稔，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例如他说：
我尤其要指出中国人对表现女性裸足的传统厌恶。……只要让读者知道女子的裸足完全是禁忌就够了。即使最淫秽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
既然如此，此《花营锦阵》第四图（高氏指出它是从另一春宫图册《风流绝畅》中移补而来）就不可能是描绘男女之间的事。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两男肛交，其题词《翰林风》也明确指示是如此。高氏之误，可能是因原图上那少年梳了女式发型而起——其实这种换妆在当时并不罕见，《金瓶梅》中就有确切的例证。
又如高氏推测“明朝以前的春宫画卷似乎一种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只是他未曾看见而已。例如在敦煌卷子伯卷二七○二中就有线描春宫图（当然不及晚明的精美），照理他不难了解。
再如，高氏寓目晚明春宫图如此之多，却偏偏忽略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约刊于1630年前后）中几十幅有春宫内容的插图——这些插图中人体比例之优美、线条之流畅，远胜于高氏推为上品的《鸳鸯秘谱》、《花营锦阵》等画册。
五、“两考”与李约瑟及“上海某氏”
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时，见到高氏赠送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秘戏图考》。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其书“房中术”那一小节的一条脚注中述此事云：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计，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氏的意见，他在《房内考》序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
然而高氏在同一篇序中又说：新的发现并未影响《秘戏图考》中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而且《房内考》在谈到《株林野史》、《昭阳趣史》等小说时，仍称它们的主题是“性榨取”——
只是说成“古房中书的原理已沦为一种性榨取”，算是向李氏的论点有所靠拢。
《秘戏图考》中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之类的大收藏家。高氏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消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氏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对于他们之间的交往，高氏记述了不少细节，如关于春宫图册《鸳鸯秘谱》的摹本：
该摹本是上海某收藏家好意送我的。他每幅图都让一个中国行家备制了六个摹样，一个表现全图，另外五个是每种不同颜色的线条的合成。他还送给我一个配图文字的摹本，以示书法风格。……
我尤其要感谢这一慷慨襄助。
此人还告诉高氏，《鸳鸯秘谱》中有六阕题词与小说《株林野史》中的相同，但是：
不幸的是，在他赠给我一份关于那部画册的内容和词后署名的完整目录之前，我们的通信中断了。
由于此人要求高氏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氏在书中始终只称之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等。至今尚未能确考此神秘人物究竟为谁，也不知在此后中国大地掀天巨变中，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此人和他的珍稀收藏品是何种结局？
六、关于“两考”中译本
“两考”问世之时，正值中国大陆闭关锁国，《秘戏图考》未曾获赠自不必言，《房内考》原版是否购入也颇成问题。信息是如此隔膜，以致“文革”结束后，有的饱学之士闻有高氏之书，仍如海外奇谈。所幸近年中外文化交流日见活跃，“两考”已相继出版中译本。
如仅就此两中译本而言，《房内考》的价值要超过《秘戏图考》。首先，在《房内考》全译本已经出版的情况下，再出现在这个《秘戏图考》中译本意义不大——该译本已删去全部《花营锦阵》和其他所有真正的春宫图以及所有的色情小说选段。那篇专论现在成了主体，而这篇专论中的几乎所有主要论点和内容在《房内考》中都有，且有更多的发挥和展开；再说高氏当初欲令“两考”相互补充，就在于《秘戏图考》中有春宫图和原始文献，今既删去，就无从互补了。其次，在编校质量上，《秘戏图考》中译本也有欠缺。比如对所引古籍的句读标点，高氏手抄原版也有几处小误，但中译本有时却将高氏原不误者改误；又如多处出现因形近而误之错字，等等。
本文之作，要特别感谢许进发、黄一农两先生惠然帮助提供珍贵资料。
1994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