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玉生于台湾。1981年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96年于北加州圣荷西取得护理系学位。现任北加州Santa Clara Kaiser Permanente医院血液肿瘤科病房注册护理师。
在大二时刚听到有些同学提到托福及GRE，这些名词对我来说有如天方夜谭。大三那年，在美攻读博士的姐夫返台和姐姐成婚后，一起返回俄亥俄州。之后姐姐附着俄州迷人枫色照片的家书，让我对留美生活产生了遐想。大学毕业后，随即在父亲的安排下返乡任教国中。在乡间教书是令人称羡的铁饭碗，不过，我始终不能忘怀北国那片枫红梦土的异景。于是我利用寒暑假到台北补习托福及GRE，顺便打听申请学校的事宜。70年代末美台汇率是一比四十。即便是州立大学最低廉的学杂费，一年也须五千美元。这对初任教职而且家境不富裕的我是极大的挑战。我一边存着大部分的薪水，又积极赚外快，一边请姐夫准备帮我出具财力证明的文件，以便日后能通过签证。
1977年寒假我在上托福课时认识外子。他已有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电脑系的入学许可。因为我没有申请外子的学校，只得选了已给我入学许可的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双亲标会为我补足学校规定的五千美元汇款，次夏终于与外子一同踏上留美之路。
到南卡的那天，中国同学会会长带着两个男生来接机。他们安排我暂住在一个单身女学长的宿舍里。她很热心地领我去见研究所所长，熟悉环境及了解宿舍申请的进展。最初我不明白为何每次当会长因关切新生打来电话时，她与他攀谈的语调显出格外的兴奋。之后我孑然一身走在校园时，巧遇单身中国男同学，他们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有没有事需要帮忙。
有一天，我正在整理行李，这位女学长，见到一只相框中我与外子的合照。她惊讶地得知我是罗敷有夫，像除掉一个竞争对手般的快慰，旋即打电话给会长：“……人家已经有先生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她爱慕英俊潇洒的会长，愿依会长之意接待新生。我已婚的消息很快传开，到了我急需要人协助时，男生不再那么热心。踯躅徘徊时，反倒是另一位高姓女学长像及时雨般出现，伸出援手，陪我走出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事隔多年，我心深处仍存着对她的千万个感谢。
难忘的大学部女生宿舍
因为研究生宿舍有限，我被分到大学部的女生宿舍。这栋宿舍里的年轻女孩们，叽叽喳喳的十分嘈杂。
开学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念书，忽然从楼下传来阵阵铮的吉他和叫嚣声，宿舍里的女孩们争先恐后地扒在窗台呼应对叫，有的还开窗往下掷东西。住在隔壁的凯茜告诉我：这是南卡大开学后传统的校园文化。足球队员领着男生们绕到一栋栋大学部的女生宿舍对女生们示意。有些女生们就会把写有姓名及联络电话的胸罩或内裤往下丢。等着捡到这些“信物”的男生来约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震撼，也是我接触到中美文化差异的第一次洗礼。是热情？是开放？
我的室友南茜是个年近60、刑事犯罪法律系（Criminal Justice）的博士研究生。这个友善的白人大方无私，和我分享她租来的小冰箱及打字机。宿舍里的女孩们似乎与她有代沟，常有人好奇地问我：“你和一个老女人住在一起感觉是不是很古怪？”而南茜也嫌她们嬉耍笑闹而经常不在宿舍。
由于房间里经常只有我在，学教育的凯茜有机会来串门子。凯茜说话有浓浓的南方口音。她来自南卡的乡村，正是经典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中故事的发生地。她说她家附近还有南北战争时南军备伙食的炉灶遗址。她古道热肠，像小老师般指导我写读书报告，并作修改。还教我在公用的厨房里烹烤美式食物。
有一次南茜出城不在，我次日要交报告，可是打字直到午夜都没打完。突然凯茜来敲门，她说她听见我还在打字，为我焦急而辗转难眠；她说她打字比我快，是特意过来帮我打报告的。看着金发垂肩，专注打字的她，胸前的一个红痣正如善良的一颗心，宛如下凡来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报告打完时已近凌晨三点。那幅温馨感人的画面一直深刻地留在我的回忆里。
未来的出路及转系
社会福利问题和政策是社会工作学系研究所的必修课。第一天上课，我却发现自己是班上唯一的外国学生。
在自我介绍时，得知班上的同学都是有经验人士，有的任职于政府社会局，有的在社会福利相关机构工作。老师是用研讨（Seminar）方式上课，又不允许在课堂录音，令我十分困扰。眼见同学们个个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法案了如指掌地侃侃而谈，而我却相形见绌，在这方面的知识概念仅停留在大学时代的层面，遑论去解析美国社会政策对社工界的冲击了。再加上初来乍到的语言障碍，几乎无法参与讨论及写笔记。下课后同学们都匆匆赶回去上班，无法把笔记借给我。为了要配合下堂课讨论的主题，教授指定预习阅读的章节，总是多得令我恐慌。我还要顾及别科的读书报告及考试。这条荆天棘地的道路，令我每踏进教室就痛苦难堪。
我与外子新婚燕尔，万里相隔的思念在所难免。但是“读书求新知和拿学位”就是留美生涯的全部，在这个前提下，我甚至无暇与外子闲话儿女情长及写缠绵的情书。浑浑噩噩地过了半学期，学业渐上轨道。但我却揣度着社会工作者必须在实务的领域中与相关司法体系互动，并要持续关注因社会变迁而调整的社会福利法案，才能为弱势族群谋取最大的福祉，这些都需要语言沟通的技巧，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未来就业时，埋藏着隐忧。于是我决定在尚有选择余地时转系。
当时校园里弥漫着修电脑的热潮，因为它的前景亮丽，感觉手中拿着电脑程式卡的人特别威风。中国同学圈中，甚至有人津津乐道女生倒追电脑系男生的趣事。由于电脑系的中国人多，旧生可提供修课的经验，并且考古题耳耳相传，也鼓舞了文科学生转念电脑。甚至来陪读的太太们跟着学电脑的先生修电脑也蔚为风潮。有人劝我不妨改修电脑。可是学电脑要有逻辑观念，绝非我未来理想中的职业。
我从小对医护有兴趣，但因台湾的联考制度，未曾如愿。于是我去College of Health打听进护理系的消息。可惜因误解要有绿卡才能修课而错失良机。退而求其次，在同一所学院进修公共卫生学系的课。春季班开学前外子转学来南卡与我团聚。他幸运地拿到了在当时算是高额的助教奖学金，每月五百美元并免去学费，教大学部的微积分。我们住在已婚学生宿舍，从厨具到沙发床，都是接收毕业生带不走的家当，一点一滴地经营温馨的家。南卡冬天难得下雪，我却有幸在那年严冬里，第一次见到雪花纷飞。天寒地冻时，窝在自己的小巢欣赏皓皓的雪景，备感有家的幸福。
南卡中国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