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震怒有些发泄的意气用事：此时大清帝国的铁骑分别在进攻缅甸和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中失利，恼怒的乾隆当然更有必要借叫魂事件来对他的帝国进行一番修理了。因而，他在一份来自地方官员的关于叫魂的奏章上以令人吃惊的口气严厉批道：“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潜毒一至于此。”乾隆的聪明或者说狡猾之处还在于，对于叫魂事件，他担心的显然是剪掉象征顺民的发辫，而非所谓妖术。
但他却从没有明确向他的臣子们表明这—点，而是好像仅仅把叫魂当做了一种妖术，一种理应严惩的妖术。在事件开始时，他就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简单地将矛头集中指向妖术问题。
这样，乾隆和地方官员中间便有了滑稽的一幕：一方面，皇帝已将作为民间妖术的叫魂上升到了谋反帝国的政治事件的高度，自然希望手下官员们对之进行严惩；另一方面，基于稳定的考虑，皇帝又不能或不愿将其真实的忧虑和想法公诸于臣子。这样，地方官员必须从猜度皇帝的意图入手，以免不负圣恩，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的官员们自然一踏两头跷，与皇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大量被指控犯有叫魂罪行的无辜者惨遭无妄之灾。这种对叫魂者的无情打击搞到后来，竟在民间产生了无数的诬告。
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乾隆皇帝本人，他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乾隆个人的杰作。
有了圣上的如此行为，官员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可能与乾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在实际审讯和处理这些标以谋反之名的叫魂案时，不能不对这一罪名的真实性和存在性产生怀疑。
当事情到了愈演愈烈之时，江苏按察使吴坛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受到了乾隆严词批评：“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字是实，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那些处于观望或是对叫魂者手下留情的官员此时惟有细心领会来自金字塔最上层的旨意——乾隆皇帝要的不是客观地处理问题的臣子，而是能把自己一个任意的揣测严格贯彻的奴才。正因为这样，冤狱一个又一个地发生，民间人人自危，官员噤若寒蝉。
但各地的官员们始终无法抓住那些躲在背后指使叫魂者进行剪辫的首恶——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因此乾隆只得于当年冬天降旨停止了对这起离奇案件的清剿。然而，鉴于圣上的天颜，鉴于圣上对此案投入了如此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于是，由军机处向各省督抚发文指出，叫魂案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结果没能发现首恶正犯，而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博大仁慈的圣上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
最后，乾隆自己也觉得，他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而且正是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神经过敏，导致了冤狱的肆虐和官僚集团对他的曲意逢迎，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弊大于利。所以，他颁布了一道上谕，含糊其辞地说“整个叫魂案可能是由阴谋家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因此，在宣布了对包括两江总督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们的处罚后，叫魂案不了了之。
这件事就像一个笑话，但是笑话背后，却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位以严肃态度对待政事，却导致了冤狱肆虐的皇帝，背负着暴政的罪名。这正是清朝的制度性专制造就的暴政，一旦皇帝无法做到客观公允，天下百姓就会深受其害，正是老子所说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任性的上纲上线
乾隆皇帝喜欢运用权力，把一切事务都当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干，如果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官僚，而且有上下级看护着，有御史监督着，可能他会是一个不错的中级干部。可惜的是，他是一个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而且还由所有的制度保证他畅通无阻地行使权力的皇帝。可想而知，他只要使性子，国家就会变成什么样。
在某些方面，乾隆是非常喜欢使性子的，这就是对文人的态度。乾隆喜欢文学，自己也经常搞一些业余创作，但是他对文人，却一直怀着不信任的心理，总是提防着文人，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制造出文字狱来。
文字狱，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统治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古代每个王朝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清朝的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顺治时，发生了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明史》案等；康熙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到了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140余案。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乾隆是一个有着特别敏感的自尊心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发表反对言论，甚至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
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一位日理万机的皇帝，居然去和一个说疯话的病人较真，这种任性与暴虐，比起不闻不问的昏君来，更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在这里，有个个案可以用来看乾隆的“独夫”色彩之浓。康熙时代有一位儒生吕留良，他在著书立说的时候，时刻不忘汉人和满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再强调儒家圣人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尊王攘夷”，并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清朝的统治。不过吕留良在世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口耳相传，并没有广为人知。在他死后，雍正时期的儒生曾静阅读到这些言论，十分推崇，于是找到吕留良的后人，希望和他们一起密谋起事，甚至还找到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说他是岳飞的后代，应该抗击外族，成就岳飞那样的功业。
——曾静的这种行为，有点像唐吉诃德的异想天开，而且实际上并不能动摇清朝的统治，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已经是一个定论，这些读书人策划的谋反就没有真的成功过。所以，此事被雍正皇帝得知之后，并没有处死曾静，只是把相关涉案人员捉拿归案，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雍正还针对吕留良的文章，自己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还让曾静拿去仔细阅读，如果想通，就替雍正传播清朝统治天经地义的思想。
看起来，雍正皇帝还是很喜欢和别人探讨学术问题的，而且他并没有觉得曾静等人的行为能成得了什么气候。但是到了乾隆的时候，马上就不一样了。乾隆即位之后，马上把雍正所写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能够收回的一律收回，而且不许民间私藏，为什么呢？就因为雍正把皇权看成是一个可以用来讨论的问题，但是乾隆不这么认为。乾隆觉得，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是不能用来进行学术讨论或者政治争辩的，所以他要把自己父亲的著作宣布为禁书。还不止这样，乾隆进而对曾静等人进行处理，办法是关、管、杀，而且已经死了好多年的吕留良的家属也都被以谋反罪名处决了。
乾隆的做法，站在他的立场上，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认为，难道说雍正与曾静讨论，就是错的？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惜的是，这种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乾隆以皇帝的身份宣布不能讨论，而且采用暴力方式对讨论这一问题者进行肉体上的消灭，还要在此之外把这些人的作品统统毁掉，禁止了他们的发言权——被禁止的，还包括他的父皇雍正。正是这种神经过敏的反应，才让乾隆年间文字狱此起彼伏，在这一点上，乾隆的兢兢业业就变成了可怕的暴政，所以诗人龚自珍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
乾隆皇帝一边自己吟诗作对，一边歇斯底里地打击读书人，他那种过分的敏感，就像明太祖朱元璋见不得别人的诗文里面提到“光”、“秃”一样，是一种人格扭曲的表现。如果一个普通人有这种人格扭曲，最多是让他身边的人感到困扰，而一个皇帝有这种表现，并且通过当时的制度保证，把自己的意志随便地作为法令颁布全国，则是一种为祸人间的暴政了。
乾隆的这种个人性的任意妄为，不但体现在制造文字狱方面，他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也是如此。被后人讨论过很多次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事件，正是体现了在制度的保护下君主个人独裁暴政的负面作用。马戛尔尼使团要求和清朝通商，乾隆皇帝先是规定他们必须行礼跪拜，在正式召见之后，又拒绝了通商的要求，而且拒绝的理由是如此可笑：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根本没有必要和你们这个蛮夷之国进行通商，你们可以来进贡，我可以给你们赏赐，但是通商，还要在我们的首都开商埠，办不到！
乾隆的这种做法，不但无知，而且毫无根据。如果是理性地处理国事，应该先对此事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英国的状况，明白英国和清朝之间的力量对比、物产有无、风俗异同、地理距离，而乾隆皇帝没有作任何的准备工作，只是用他自以为聪慧的头脑随便想了一下，便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请求，他这个过错，是他自己无法承担的，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消极影响。
但是，乾隆的这种个人行为，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和及时的补救，反而被作为至高无上的意志得到保护和贯彻。这种制度性暴政，是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的个人性暴政都无法比拟的，它用国家的力量在保证个人独裁专制的顺利实施——为什么乾隆时代会产生中国古代最大的贪官和珅？为什么和珅在乾隆死后才得到查处法办？乾隆庇护着和珅，制度保护着乾隆，这种力量是无法撼动的，这种暴政也是难以拔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