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将天下富豪共计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居住，将他们和他们所发迹的地方分隔开来。这一做法非常有针对性，因为战国时期的大富户，大多是靠经商聚敛了财物，而他们经商的方式就是在七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物品贸易，通过互通有无为自己赚取利润。而帝国建立以后，商人如果还要四处经商，就是在破坏帝国内部的物资自然流向，不利于帝国的管理。而且，法家的思想认为，商人是对国家无益的蛀虫，应该严加管制甚至清除。
第三，频繁出游，巡行四方，用自己天子的威仪去震慑臣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对自己臣服。秦始皇出游的时候，要带上全套的仪仗，以天子的姿态面对万民，而且每到一处还要勒石记功，作为教化当地居民的素材。同时，为了与这一计划配套，秦始皇还征发民夫搞公共事业建设，修筑直道和驰道，加强各地的交通，以加强对民间社会的管理。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下令修了一条东至燕、齐，南抵吴、楚的驰道，宽五十步，道两旁还种植树木作为陪衬。秦始皇三十五年，还修筑了一条从九原到云阳的直道，作为防御匈奴所用。
最后，人口迁移。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征发了流亡的人、赘婿、商人，攻打西南地区，并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在驱逐了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之后，又迁徙了一些被贬谪的人到北部边疆。秦始皇三十四年，征发行政机构中的不法人员，去修筑长城或迁到南越地。
虽然秦始皇对民间社会进行了如此严格的控制，但是还是未能杜绝来自民间社会的反抗。所以秦始皇要加强对民间社会控制的努力，可是，没有收到他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激起了反对者的斗志。这主要是因为天下初定，人心还未归附，秦始皇就用如此的强势去面对世人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秦始皇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却成了他的继任者秦二世十分推崇的国策了。
在秦始皇时期，就开始了比较奢侈的生活。根据《史记》记载，秦国每次攻破了诸侯的国家，就要建造与其宫殿一样的宫室，地点是在咸阳的北阪上。而且每消灭一个国家，得到的美人、钟鼓，都放在那些宫殿之中。
到了秦二世即位之后，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愈演愈烈。他为秦始皇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并继续建造秦始皇时期没有竣工的阿房宫，加重了赋税，并且增多了徭役的征发。这些于国于民丝毫无利的举动，使秦帝国的神经绷得更加紧张。
秦二世又征发五万人屯卫在咸阳，下令教授他们猎捕狗马禽兽，饲养的牲畜多了，原来准备的食物不够，秦二世又下令让各郡县运输牲畜的食物到咸阳，这样的做法荒唐之极，但却作为国家法令被执行了。
他还加强了征税工作，凡是能够压榨百姓征收税金多的人，他就认为是能干的官员，同样，凡是用刑残酷的吏，也是秦二世所赏识的“人才”。
他的倒行逆施，与秦始皇时期完全不同。秦始皇的行为，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因为想治理好国家而作的努力，只不过是脱离了国家的实际；而秦二世则完全是在挥霍国家的资源，并亵渎秦始皇留下的制度，让百姓对皇帝越发憎恨和鄙视了。
秦二世的皇位是依靠赵高和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才得到的，尤其是赵高，出力最多，所以他即位之后非常倚重赵高。他和赵高商议说：“我现在年纪太轻，刚刚即位，百姓还没有归附我的意思。当年先帝到天下各郡县巡行，以显示他的强大，一时震服了海内。现在如果我毫无举措，不出行不巡游，就会显示出我和先帝相比的弱势，那样就不会有人听从我的政令了。”于是，秦二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开始向东巡行郡县。
秦二世任用赵高来掌法纪，他私下里和赵高说：“大臣不服我的管束，大臣们的态度也比较强硬，而且王族的那些公子也目无法纪，必要和我争夺皇位的正统，那我该怎么办呢？”
赵高回答说：“为臣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先帝时候的大臣，都是天下几代相传的名人显贵，世代因为功劳而获得高位，并相传很多代了。而我赵高不过是一个贫贱的人物，有幸被陛下宠信，任命我在显要的位置上掌管朝中事务。那么多大臣，看上去好像外表很尊重我，但他们心中是很不服气的。现在皇上就要外出巡行，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个而不去处理违法郡县的官员，要拿出天子的威严来震服天下，又可以除去生平不想见到的、讨厌的人。现在人们都不学文而习武，任何事都要靠武力来解决，希望陛下从速毋疑，那么群臣就来不及商议。”
二世听了之后说：“好的。”就大肆诛杀大臣和各位公子，引起了朝廷内部的动荡，百姓听说了也十分恐惧，认为这个随意杀大臣和自己兄弟的皇帝简直比秦始皇还要可怕。
2。乾隆：叫他如何不暴政
既然“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是不是后来的朝代在建立独裁体制的问题上，都毫无建树，而是对秦始皇亦步亦趋？肯定不是。当独裁体制诞生之后，因为权力集中的基本原则一直被继承，所以独裁统治这一目标也向来都是封建王朝所追求的。
于是，各个王朝都在秦朝的基础上，把独裁所需要的制度保证作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致，甚至看上去好像民主制度一样。这就好像把一只鸟放在一个很大的可以自由飞翔的笼子里面，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循规蹈矩一样。
把“独夫”色彩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清朝。清朝一直把皇帝的“乾纲独断”当做政治信条去贯彻，而且保障专制统治可以顺利运转的行政力量也深入到民间。如果说秦始皇的时代，独夫的政治道路还只是一个构想和蓝图，那么在清朝，这一切都十分轻松自然地变成了现实。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是这句话放在清朝绝对不合适。清朝的时候不讲究什么得不得民心，那时候讲究的是制度性独裁，只要完善了独裁统治所需要的制度，那么自然就把天下控制了，民心不民心的没有人去考虑。
整个清朝的前半部分，看上去好像越来越开明，环境越来越宽松，但是实际上却越来越专制，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一样，一旦念动咒语就会有反应。而清朝的独裁统治达到的最高峰，就是乾隆时期的暴政。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自称“十全老人”，听着有点十全大补丸的意思。事实上，他的独裁功夫也不弱，可以依靠清朝保证君主独裁的制度任意妄为。客观地说，乾隆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也没有整日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但是因为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所以他使用这些权力的时候，靠着制度的保障，在日常情况下所犯的罪过就远比那些没有制度保障的暴行要多得多。
认真的冤假错案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使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去亲自打理国家的政务，而也正是他这颗聪慧的头脑，也常常制造出一些冤假错案，并且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糊涂化。最后看来，他做的事情，完全是在国家的制度之内的，中规中矩，没有什么越权的地方，但是做出来的，却是冤枉无数人的暴行。
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浙江德清县令阮知县雇请石匠吴东明，重修东门外一座倒塌的桥梁。
两个月后，当吴石匠安装新的水门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上门来，要求吴石匠将一张纸片贴到木桩的顶部，这张纸片上写着沈农夫的两个虐待他的侄儿的名字。两百年前的人们普遍相信“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但吴石匠并没有满足沈农夫的愿望，而是将他扭送到了县衙，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开释。
所有的知情者都只把这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后来的情况却证明，就是这件小事，却引起了整个大清帝国从上到下的一片恐慌。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毗邻的萧山县抓住了以巨成为首的四个游方僧人，原因是他们在各个乡镇之间流浪，一有机会便偷剪他人发辫——据说如果这些发辫经他们施以叫魂妖术后，被剪之人便会成为任其驱使的奴隶。由此，这股叫魂的妖术之风起于青萍之末，顿时将大半个大清帝国搅得天昏地暗。妖风到处，升斗小民惶惶不安，各级官员疲于奔命，皇帝陛下食不甘味，席不暇暖……
表面看来，所谓的叫魂，不过是民间虚妄的无稽之谈而已，因此在叫魂发生之初，虽也出现过自认为被叫了魂的人对叫魂者进行群殴而致人死命的事件，但地方官员们对于叫魂者的处理一般都相当轻，大多是打几十板子了事。但是，当叫魂事件从沿海的江浙如一股风吹到帝国的腹心地带，甚至西部边地时，当全国竟有十多个省份的百姓因怕被妖人偷剪了发辫而惶惶不安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便没法不注意到他的帝国里的风吹草动了。
乾隆显然没有忘记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祖辈入主中原后所推行的剃发令，对于在满清征服中原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无数次以抵抗削发令为中心的可歌可泣的抗清运动，乾隆记忆犹新。在视满清为夷狄的中原，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因此，在经过了艰难的镇压和努力之后，满清帝国才让明朝的遗民们按照征服者的模样剃光了前额并留下一条长辫。
乾隆比他手下的官员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在席卷帝国的叫魂事件中，叫魂妖术的施行主要是通过剪掉发辫来进行的——而那根长长的发辫，恰好是顺从帝国统治的标志，是大清帝国天下一统的象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剪掉发辫——不论是否有叫魂之类的前提，均是对帝国的大逆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