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哲学和佛教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比如死亡和人生。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对哲学的描述———“哲学是死亡的练习”———简直就是对佛教的写照，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就是：“从事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或者上升到神性，或者理解作为存在的存在。……哲学思想是内在的行为，诉诸自由，是对超越的追求。”[14]同样的话用来理解佛教也无不可。当然，侧重点不同，哲学更多地思考死亡，而佛教立意在解决死亡问题。但佛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和医学的方法不同，它是一种思维活动，改造的是人心（观念和意识），不是现实，从性质上说更近于哲学。佛教和哲学都试图通过思维改变人在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内容、形式和方法，佛教和哲学都有不少共同部分。
由此可见，佛教具有哲学性。那么，用哲学的眼光来研究本身就具有哲学性的佛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事实上，佛教不但具有哲学性，可以从佛教内部进行佛教的哲学研究，而且某些特定的佛教派别其本身就是哲学。方立天在其《佛教哲学》中认为，佛教有戒、定、慧三学，所谓佛教哲学就是其中的慧学和戒体的一部分，而戒和定主要属于道德修养学说[15]，这在大体上说是对的，但是禅宗的“定慧等”，将定完全淹没和消解在慧中，同时否认了戒的存在意义，将自己的教义整个儿的变成了哲学，而这个哲学亦即生活，亦即道德修养。可见佛教和哲学的共存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可能的。从内部进行的研究佛教的哲学是合法的。
三、佛教中的哲学
应该认为，上节已经证明了从内部进行佛教的哲学研究是合法的。不过，佛教的哲学还有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原因在于“哲学”。哲学一词来自西方，如果如方立天所说，“慧”就是佛教哲学，那么，佛教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来构成“慧”，将佛教的智慧或般若来比西方的哲学，是外在的和表面的。准确地说，没有“佛教哲学”，只有“佛教慧学”，在佛教的话语系统中，没有“哲学”这个词。如果是慧学和哲学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为什么要把慧学称为佛教的哲学，而不把哲学称为西方的慧学？佛教的慧学之所以被称为佛教哲学，这个名词就是依附西方哲学这个名称而来的。
因为哲学来自西方，又因为哲学影响到了全世界，所以对哲学可以有四种理解：
（1）严格狭义的，单指具有“两希”传统的西方哲学，或者还包括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2）狭义的，或称小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和用西方哲学的框架重新解读的非西方文化；
（3）广义的，或称大哲学，西方之外或者有哲学，或者没有。哲学之为哲学在于其性质，和地域无关；
（4）严格广义的，认为西方之外也有哲学，把哲学理解为包括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或者佛教哲学、基督教哲学等在内的集合名词。
这几种理解不能并存，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一般有个从前后相因的发展过程，以中国哲学为例，最初是学习了严格狭义的西方哲学，然后过渡到（2），“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6]。“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17]。这是用严格狭义的哲学模子来套中国的学问，也就是所谓“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总有削足适履之嫌，这当然不能让中国治学者满意，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寻求真正的“中国底哲学”，也就是寻求大哲学，继而进步到（4），发现中国学问中有些严格狭义的西方哲学中所没有的，可以作为中国自己的哲学。[18]
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佛教哲学”几种不同的理解：
持严格狭义的哲学观看到“佛教和哲学”，只有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哲学”，根本没有佛教哲学。
持狭义哲学观的“佛教中的哲学”含义是：用严格狭义的哲学范式来套佛教教义，会发现佛教于宗教信仰和修持之外的“哲学”成分。
大哲学观的主要工作是为哲学定性，以此判断是否有“佛教哲学”。
广义哲学观所理解的“佛教的哲学”认为佛教自身建构了一个新的哲学大厦，这个大厦的设计图纸和建筑材料都是全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严格狭义西方哲学的新的“哲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佛教研究者大多肯定有“佛教中的哲学”和“佛教哲学”，但没有对此作深入的论证，还有的有意无意断言“佛教的哲学”的存在，只是这个佛教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正的佛教的哲学———一直没有被有效的建立起来，所以佛教哲学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而西方哲学界或者完全不承认佛教有哲学，认为佛教只是宗教，是对人生消极体验的粗劣解释和诉诸经验的神秘体验的混合物；或者只承认“佛教中的哲学”存在，他们对所谓佛教哲学的认同，停留在以他们的西方哲学观照佛教教义，找到某些共同语言的层面上，而且大多只在伦理学层面上进行比附，如“不走两边”的中观思想是“正、反、合”的辩证法，禅宗的“柳绿花红、火热水凉”是胡塞尔的“现象本身就是绝对的普遍的必然性，其自身保持着意义的统一”，“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就是斯多葛派的“道德就是过顺应人的本性的生活”[19]，将佛教思想分解得支离破碎。
分歧产生的根本，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佛教来说，“哲学”不是一个本土自生的词，而是一个译名，这决定了哲学的借用性，也就是说，哲学必然偏重指称西方哲学。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哲学对佛教而言是个外来词，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佛教和哲学”或“佛教中的哲学”的层次，不可能建构任何意义上的“佛教哲学”。问题在于，我们说哲学是个外来词，仅仅是指“哲学”（准确地说是philosophy）这个名词是个外来词，至于哲学这个名词所指称的对象，佛教不一定必定没有。这就像中国本没有“世界”一词，佛教传入后，《楞严经四》说“世为迁流……过去、现在、未来为世。”“界为方位……东南西北上下为界。”由此中国有了“世界”，但并不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没有世界。中国人理解了“世界”这个词的意思，就知道“世界”原来就是“宇宙”，《淮南子·齐俗训》说“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都是指的人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佛教的哲学的关键是对哲学的理解。在理解哲学时的一个常识是，我们不能够光从地域的划分上来理解哲学。哲学之为哲学，在于它的性质，与地域无关，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
我们既然承认西方对哲学的“首创权”，也就肯定他们对哲学的理解、他们的定义和所划定的范围，就好比说，一群孩子，有的有石蜜，有的有面包，有的有窝窝头。现在有个孩子说：“我的面包是食品。”于是我们以这个孩子的所说的“食品”概念衡量，看石蜜和窝窝头是不是食品。如果这个孩子给食品的定义是：“食品就是面包，只有面包才是食品。”那么石蜜和窝窝头就不是食品，但如果定义是：“可以吃的东西是食品。”那么窝窝头和石蜜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与此类似。
哲学（显然，我们只能分析philosophy，而不能分析汉字的“哲学”）由希腊的爱（philos）和智（sophia）构成，最初是个形容词，意思是“爱智者”，毕达哥拉斯最早将人分为三类：喜欢快乐的、喜欢活动的和喜欢智慧的。“哲学”最初是从人的特性和爱好来规定的。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说：“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而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则是从人的情绪和感受来解释哲学的起源，都与人的地域出身没有关系，决不至于说只有西方才有爱智慧或惊讶的人。
哲学没有公认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哲学是对普遍性的思考。《牛津哲学词典》对“哲学”的定义是：“对世界和种类的最普遍和抽象的研究。”黑格尔说：“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20]佛教思考的恰恰就是普遍性问题，佛教中的“有”指的不是这个东西有或那个东西有，而是普遍的“万有”，“无”的情况类似。中观说中道、说空，无一不是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佛教，特别是原始佛教，只是单纯的人生指导学或伦理学，所以不是真正的哲学，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是智慧的，但不是形而上学的[21]。佛教当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但佛教之有形而上学，是没有异义的。至于人生指导和哲学的关系，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
界定哲学的另一个办法是给哲学划范围，诚如金岳霖说的：“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22]金岳霖并没有说欧洲的哲学才是哲学，而是说欧洲的哲学问题是普通的哲学问题。欧洲的哲学问题包括哪些呢？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人类知识或哲学的划分很多，但一般认为哲学包括三个部分，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本体论针对宇宙而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范围是宇宙，认识论针对思维而言，对象是知识或认识，价值论针对人，即广义的人生哲学。这三者，佛教教义中无不具备，世界是有是无、空是什么等是大小乘佛教长期争论的问题，因明和唯识论都在探求人类认识活动的内在奥秘，原始佛教就是从关注人生诸苦、求得解脱开始的。
最后，对哲学的界定还包括哲学方法，西方不接受佛教哲学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黑格尔在一般情况下都否定佛教有哲学，原因即在于佛教的思想中混合了很多神秘、狂热、证悟、感悟、非理性、非逻辑的东西，而这些都不是哲学。“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的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所以“东方哲学本不属于（哲学史）”[23]。
佛教虽然也讲究思维的缜密和严谨，但因为民族文化、思维特点、语言文字和翻译等原因，确实存在不少不确定之处，也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术语系统。其次，佛教最初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生问题，佛陀对外道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不屑一顾，他显然认为人生幸福比知识和真理更重要，而知识和真理不能必然的带来幸福，所以是不切要的、第二位的。这种态度和传统自然影响了对教义的逻辑论证。再次，有些佛教派别（主要是禅宗）在理解最高存在和终极的绝对者时，强调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在言及它们时往往“默默无语”，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缺乏理性的力量。[24]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佛教从本质上讲毕竟是宗教而非哲学，所以有理性更有信仰。比如三法印就是分两部分讲的，两部分都不可偏废。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用的是理性、思辨和逻辑，到了最后关键的证得“涅槃寂静”时，就成了信仰，没有道理可讲。
对于方法的问题，首先，佛教并非只有证悟，它也有思辨和逻辑，前面已多有论证，而且佛教中有因明就是明证。其次，中国佛教特有的“默默无言”，被有的中国学者善意地理解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5]。是不是“非不能”虽不可断言，但现在可以一“为”试试看，如果今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能够讲通“默默不语”的道理，至少说明佛教昨天的默默不语有“非不能，是不为”的可能性。最后，逻辑思维是否就是唯一的哲学方法和不二法门？这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冯友兰认为在哲学中，逻辑和直觉是互补的，“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一些。”[26]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基本上可以确定在西方人首倡和认定的哲学框架结构之内，“佛教哲学”是成立的。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它带有佛教的特点，也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思路。佛教哲学可以读作“在佛教文化背景下的哲学”，既是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哲学，和西方哲学（读作“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同为哲学，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可以影响西方哲学和整个哲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