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来自果地观音信仰，即佛教在解释、论证观音于果地阶段的品格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主要有：慈悲与智慧的统一、观性与观音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神圣与世俗的统一、威严与慈祥的统一。所谓慈悲与智慧的统一，就是通常所说的“悲智双运”，这是果地观音最根本的品格。观性与观音的统一是指以般若的认识方法观察万事万物的内部自性和万事万物的外部相状（“音”即属于事物的相）。这与佛教将宇宙一切事物分为“性”和“相”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两种观法的统一，所以，观音又名观自在。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是上述观性和观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在实践上的必然表现。观性而得万法为空的体证，从而不住于世间的一切而有出世无为的思想；观相而得万法假有依然存在的体证，从而不住于涅槃解脱而有入世度生的思想。两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思想作入世的行为。神圣与世俗的统一是指观音内在的超俗品格同外在的世俗表现形象相结合，于是，一位高不可攀的神明成为生活在芸芸众生当中的普通人，观音的亲切性、可靠性由此大增。威严与慈祥的统一是指观音为救度桀骜不驯的众生而呈现威严之相，为救度善良众生而呈现慈祥之相。前者如父性的爱，后者如母性的爱，二者都是慈悲的象征。
三是来自观音救世信仰，即佛教在解释、论证观音深入人间、救济社会，也就是观音与众生发生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主要有：清净无作与无所不作的统一、无缘慈悲与有缘乃感的统一、现世安乐与来世善果的统一、启迪真谛与尊重俗谛的统一、诚心敬拜与悉心效法的统一。其中清净无作与无所不作的统一是从观音与众生的接触方面来看的。清净无作也称“无作妙力”，指观音所具有的清净自在和不生不灭的法身以及这种法身的妙用。无所不作指这种无作妙力不是高居庙堂之上，也不是远遁于彼岸之境，而是用于茫茫尘世，于是，纯一清净的法身与万千随机应现的化身相结合；无所执著、无所分别的清净之心与洞察秋毫、明辨是非相结合，如此，无作便成了无所不作，清净自在就成了应机随缘。无缘慈悲与有缘乃感的统一是从众生与观音的沟通方面来看的。无缘慈悲是指观音的慈悲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有缘乃感是指众生感受观音的慈悲却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正如佛教所说的，佛法如大海只度有缘人。现世安乐与来世善果的统一是从观音对众生的救度方面来看的。意思是说，观音不但重视众生来世之福报，而且重视众生今世之安乐。启迪真谛与尊重俗谛的统一是从观音对众生的教化方面来看的。真谛是与平常人的认识相反的一种认识方法，其认识对象是佛教所说的宇宙实相。悟到这样的实相，则可获得最高境界的解脱。坚持真谛的认识方法，不但可以培养众生超俗的品格，而且能够最终使众生获得最高的解脱。俗谛则是与平常人的认识相一致的认识方法，其认识的对象是万事万物的外相，即一种假有的存在。有俗谛这种认识方法，那么，不但可以随顺世间众生的各种根机和各种环境，因机施教，而且可以引导众生行善积福，做一切可做之事。诚心敬拜与悉心效法的统一是从众生对观音的回应方面来看的。即众生对观音不但要敬仰，还要效法，如印光法师所说，“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见贤思齐，效法观音，这才是观音法门积极意义之所在。
八、观音信仰的中国化特征
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自汉魏西晋时代传入中国后，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盛行，隋唐两宋时期的普及，宋以后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并一直延续到今[16]。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僧俗佛教信仰者尤其是观音崇拜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理解、吸收、继承印度佛教观音经典的说教，并根据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基本教义，对印度佛教观音类原典进行进一步的发挥演绎，从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佛教信仰形态。支持中国化的观音信仰体系的主要信仰内涵是观音的身世、显相、灵感、道场等几个最重要的信仰因素。因为，这四种信仰因素不但渗透于观音信仰体系内的每个层面、每个部分，而且相互作用，共同凝聚着观音信仰体系内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部分。所以，古代印度佛教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便可以从观音的身世、显相、灵感、道场等观音信仰中最普遍的几种信仰因素来进行考察。
1.印度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的身世是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观音成道前的各种履历，包括家庭、诞生、修习、形象、成长以至最终成道。
印度佛教经典中对观音身世的说明主要有7种[17]。从时间来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极为久远、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远古时代；从地点来看，大多不在我们这个世界，而是大乘佛教所信仰的、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远的其他佛国世界；从情节来看，它们都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大肆渲染神通，尽力强调观音生涯的神圣性；从故事的描述手法来看，它们都比较简单明了，短小单一，没有什么跌宕起伏；从故事的基本结构和进程来看，它们一般都轻成道前如何修炼的描述，而多成道后神力的显示；从性别来看，这些身世故事中的观音不是王子，就是大居士或者奇妙无比的童子，总之他们都是男身，很难找到女性身世的痕迹。
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观音菩萨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有求必应的慈悲善神。只是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观音形象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约在南北朝以前，中国佛教依然忠实恪守着印度佛教关于观音的一切说教，所以，在身世信仰上，观音继续保持着“伟丈夫”的潇洒形象，这从中国早期的观音造像作品大都为男子汉形象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宋以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人对印度佛教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造，而观音作为佛教神团体系中信仰最普及的一位菩萨，也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在身世信仰方面，观音实现了从男身到女身的重大变革[18]。
适应观音形象的这种重大变革，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观音菩萨新的身世说。最早的女性观音履历资料可从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中看出，其中说：“蒋颖叔守汝日，应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为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19]后来妙善在香山修道，成为观音菩萨[20]。以后，宋末元初的管道升在其所著《观世音菩萨传略》中对这一女性观音的来历又进一步具体比、完整化[21]，成为后世中国观音故事的蓝本。尤其是《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书，通过文学形式的渲染，把人情糅入佛法之中，以至观音的女性形象深入民间，而西来佛典中的“正宗”的男性观音形象反倒鲜为人知了。
中印佛教关于观音身世的不同说法各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印度佛教的观音身世信仰是在印度古代文化的氛围中诞生的，从而深深地留下了印度文化的烙印。它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并夹杂了南亚次大陆的许多神话故事，显得非常圣洁而高远，与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中国的观音身世信仰却具有很强烈的人间性。因为，它都是在可以顾及的时间内、发生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从一般凡人开始的、具有现实人生情趣的故事。
印度佛教的观音身世男性说是在印度传统佛教轻视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得道只有在转为男身之后才能实现的观念背景下产生的，而中国佛教的女身说则明显地与中国传统认为女性慈悲善良、和蔼可亲、更易接近的观念分不开。印度关于观音身世的传说具有极强的宗教性，通篇所言不离随佛习法、修持成道以及得到授记的内容，显得枯燥乏味，单调生硬。而中国的传说中，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寓宗教说教于极强的文学渲染之中，具有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与此相联系，在印度佛教的传说中，观音得道的情节较少，而得道之后的法力却渲染得十分透彻。相反，中国的传说却着力说明观音得道的艰难曲折，这与中国儒家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则必先使其历尽磨难的看法完全一致。根据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心理而产生的这种观音得道传说比印度的传说更能服人，从而更易于为广大佛教信徒所接受。至于中国的观音身世传说中所夹杂的中国式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那就更具有中国化的特征，也更能为一般信众所喜爱。印度的那种传说与南亚古代的时空、轮回、多世等思想观念有一定联系。印度古代的时空观是十分惊人的，它在赋予时空无限性的同时，也把人的轮回转生与之结合起来，从而，一个人的今生便是从无数个前世中，经过不可思议长的时间而来的，成道解脱往往需要在成千上万亿年的时间内广种善根、持戒修福才可实现。在这种轮回观念的支配下，似乎已无需对观音成道的经历作过多的描述。
2.印度佛教观音显化信仰的中国化
印度佛教对观音显化及与此相关的显相的说明散见于许多经典。其总体的精神是告诉人们，观音菩萨出于慈悲救世的目的，运用其神通之力，由不可见、不可触的清净法身显化出有血有肉与常人无异的色身，或出于慑服冥顽、点化有缘之辈而现出各种有形有色但与常人不同的“庄严法相”。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继承了这一基本精神，但在如何获得观音显化及显化的形象方面又有进一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化的特征。
关于与常人无异的显相，印度佛教认为，观音菩萨具备随缘显化各类众生的本领，《法华经》称这种本领为“方便之力”、“自在神力”[22]，并列举了三十三种显相，基本概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身份。《华严经》中则说观音菩萨的显化属于“大悲行门”，经中记述观音菩萨在补怛洛迦山金刚宝石上对善财童子说：“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身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23]这里讲的是观音菩萨因修大悲行门，所以能在一切佛世界中，普现于一切众生面前，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直至与其同居一起，来教化他们。直接承袭印度佛教观音经典而形成的《楞严经》，对观音菩萨显化及其所显身相也作了尽情的渲染，它称观音随机显化之力为“无作妙力”和“自在成就力”，并列举了三十二种显相，称其可“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24]。以上经典所载，都是说观音菩萨为了普度众生，可随众生之根机，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或其他条件下，分别显化各式各样的身份，以便深入社会，接近群众，方便教化。佛经中称这为“方便善巧”。
至于各种与常人不同的“庄严宝相”，印度佛经中也多有说明，如《华严经》中说“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净光明网”、“或现神变”。特别是在密教的各类观音经典中，观音的非常现相更是千奇百怪，多首，多目，多臂，多手，威猛，凶悍，丑陋，庄严，可谓无奇不有。《楞严经》对这些说法有个总结，其云：“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25]这里所提到的多首、多臂、多目之相，是一般世俗人所不具有的，佛教称其为清净法相、庄严宝相。佛教密宗所传的“六观音”就是观音显化的六种最著名的宝相，它们是：千手千眼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如意轮观音。对此，我们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变革一章中已有考察，这里不再赘笔。
中国佛教徒根据印度佛教菩萨信仰的基本原理，大胆突破了印度佛教关于观音显相特别是第一类显化即与常人无异的色身显相的局限，对观音的显相范围做了大幅度的扩充和调整，从而出现了千差万别的观音显化形象，除了菩萨身、尼姑身、和尚身、女居士身、男居士身等佛教徒形象外，还有青年女子、青年男子、老头、老妇等世俗社会中的一般民众形象。从职业来看，则有医生、画师、书生、渔妇、乞丐、渔夫、村妇等。可谓地域不分南北，职业不分贵贱，年龄不分长幼，性别不分男女，长相不分美丑。这些显化形象都有生动感人的故事作根据，这些故事长期以来在中国佛教界尤其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许多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显示了中国化的观音显相信仰的持久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