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光大师全集》第一卷，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年4月恭印版，第307～308页
[2]《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1980年第3版，第29册，第42～43页。
[3]《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43页。
[4]《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43页。
[5]日本学者诸户立雄据《续日本纪》认为汉传佛教的度牒制度始于日本养老四年（720），可参阅所著《中国仏教制度史の研究》（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
[6]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
[7]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8]《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238页。
[9]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文集·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3~274页。
[10]《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240页。
[11]《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240页。
[12]《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241～242页。
[13]《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240～241页。
[14]《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49页。
[15]《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49页。
[16]《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52页。
[17]《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55页。
[18]《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32～433页。
[19]《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33页。
[20]《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33～435页。
[21]《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357页。
[22]《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373页。
[23]《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395页。
[24]《太虚大师全集》，第24册，第399～400页。
[25]《太虚大师全集》，第24册，第402页。
[26]《太虚大师全集》，第24册，第402页。
[27]《太虚大师全书》，第24册，第404页。
[28]《游心法海六十年》，《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电子版），http//www.yinshun.org.tw/
[29]印顺：《人间佛教论集》，正闻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0]印顺：《人间佛教论集》，第5页。
[31]陈兵：《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普门学报》第1期。
[32]林明昌：《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家———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普门学报》第2期。
[33]转引自林明昌：《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家———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普门学报》第2期。
[34]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35]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36]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37]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38]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39]慈容：《立足本土，胸怀法界———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普门学报》第2期。
[40]郑金川：《推行人间净土的圣严法师》，http：//210.60.194.100/
[41]郑金川：《推行人间净土的圣严法师》，http：//210.60.194.100/
[42]圣严：《平安的人间》，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3页。
[43]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1页。
[44]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1页。
[45]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2页。
[46]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2页。
[47]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3页。
[48]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3～164页。
[49]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4页。
[50]圣严：《平安的人间》，第164～165页。
[51]请参阅圣严《平安的人间》一书的相关内容。
[52]证严：《用爱走过三十年》，http：//www.fjnet.com/
[53]林清玄：《水晶石与白莲花》，高信疆编：《证严法师静思语》，1990年第60版，第242页。
[54]杨惠南：《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1995年佛学论文集》第3~5页。
[55]林宣璇：《人间佛教与生活实践：慈济现象的社会学解析》，（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第48页。
[56]林宣璇：《人间佛教与生活实践：慈济现象的社会学解析》，第51～52页
[57]林宣璇：《第二章宗教与社会———人间佛教与慈济志业》，第52～53页。
[58]林宣璇：《人间佛教与生活实践：慈济现象的社会学解析》，第54～55页。
[59]释见晔：《佛教理念与实践的另一种对话形态：以香光尼僧团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学研读班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90期。
[60]释见晔：《佛教理念与实践的另一种对话形态：以香光尼僧团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学研读班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90期。
[61]《香光尼僧团简介》，香光信息网。
《寒山寺佛学（第5辑）》是以刊发近现代汉传佛教专题研究的论文为主开拓的一块佛教研究园地，包括教下研究、敦煌佛学论丛、佛教文化研究三个专题。
[62]《香光尼众佛学院》，http：//www.chibs.edu.tw/
[63]释见晔：《佛教理念与实践的另一种对话形态：以香光尼僧团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学研读班为例》。
[64]释见晔：《佛教理念与实践的另一种对话形态：以香光尼僧团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学研读班为例》。
[65]昭慧：《佛教弘誓学院缘起》，《弘誓》，第41期，1999年10月发行。
[66]昭慧：《人间佛教行者的“现身说法”———从提倡动物权到提倡佛门女权》，《当代》第173期。
[67]昭慧：《佛教弘誓学院缘起》，《弘誓》1999年第41期。
[68]昭慧：《佛教弘誓学院缘起》，《弘誓》1999年第41期。
（李尚全：苏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
北京通教寺现状调研
李岚
一、历史及现状
（一）历史
通教寺坐落于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针线胡同19号，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处尼众道场。对于其始建年月，目前尚未见著录，所以具体建造年月不详，但相传为明朝所建。据吕荣恩在《通教寺》一文中记述，“寺周围老住户代代相传，说该寺始建于明代，是太监出资兴建的僧庙，清代改为尼庙，并更名为‘通教禅林’”[1]。原寺山门坐北朝南，面积700平方米左右。清末明初，教法式微，至1942年时，庙已破败，殿宇倾圯，佛像毁坏，当时的住持尼僧印和已无法应付这番局面，便将寺交给从福建来京的尼僧开慧、胜雨二人主持。开慧、胜雨二人为师徒，1942年从福建来京后，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广慈寺挂单，每日到净莲寺去听慈舟老法师讲课，印和也去听课，因此相识了。印和觉此二人道心坚固，愿力不凡，故将寺交与她俩。她俩接寺后，即向军阀、官僚、资本家募化，对该寺进行了扩建。由恒茂木厂工程师马增新设计将山门改成坐西朝东，又迁移寺周围居民，将寺扩大到近3000平方米，并把寺更名为“通教寺”。为此，胜雨特刻《中兴通教寺碑记》，碑中记载：“尝闻经藏云，道场有三：一说道之场乃弘扬佛法者之住处，二行道之场系如法修道者之住处，三证道之场是明心见性者之住处。故古今几修道人所住寺院，皆曰道场。本寺创建于明，重兴于清。乃至清末民初，殿宇倾圯，佛像毁坏，更不堪言。久绝修道之人，可谓不堪设想之场。经我师开公老人不惮辛苦，于民国三十一年进寺，化费净财，迁移住户，改造大殿，兴建念佛堂、讲堂、方丈斋堂、大寮等处，复设立八敬学苑，培育僧才，继而悬挂钟板，并呈文备案，永作十方常住。以持戒、念佛为宗，学教习观为助。婆心切切，无微不至，希后来贤者体老人弘法利生之本，怀重兴此寺之艰辛，务必发菩提心难行能行遵守戒规，如法行道，守护常住，如己眼珠，如是因果分明，行持有法，则不眛道场二字，亦不负老人重兴之苦心。二利功德，终必成佛，善自思之，勉而行之。谨将规模大概，勒之于碑，永作纪念，以告来学，而使遵守。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观音大士圣诞日住持胜雨立。”[2]
重修后的通教寺，山门三间，寺院西端为大雄宝殿，南北二楼两层共十四间。1952年为组织该寺尼僧生产劳动，在山门两侧扩建了南北厢房十间。1964年又于斋堂后增建小仓库两间，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寺殿堂房屋共88间。该寺自胜雨兴建后，当时共有尼僧60余人。寺内的宗教活动，因以修持戒律为本，以净土为宗，念佛为归，以学经教为辅，故清规戒律、宗教活动较多，也比其它尼庙严格。例如：规定每年从农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全寺尼众要“结夏安居”，专修“戒、定、慧”三学，除为僧众办事和父母师长病丧等事外，90天不许出山门。在这段时间内，任务是很重的，除完成日常功课外，还规定有“个人功课”。有的规定在此期间诵完一部81卷的《华严经》，有人刺血写经，有人念佛或燃香、燃灯等。总之，必须定出具体数目，天天检查成绩，越接近圆满时，功课越紧。到结束的前一天晚上，“通宵礼忏”，像草伏地那样拜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拜过一个多小时，就坐下稍事休息，然后再拜。礼忏，又名忏悔，就是“忏去前衍，悔去后过”。主要是忏“违犯戒规罪”。所谓燃香，即每逢菩萨圣诞日，燃香者跪在佛前，备好18颗粗定香的“香炭”，用枣泥在正胸和臂上以火引燃，一燃到底。燃灯是将21颗灯草捆在一起，放在袒露的两臂上，浇以香油，用火纵燃，烧完为止。还有一种为燃指：将无名指上裹上棉花，蘸好香油，举烧无名指。所谓供养，就是燃香、燃灯、燃指及刺血等。在各种供养中，刺血是很主要的方式之一。通教寺早期的尼僧，大多数都燃过香和燃过灯，也普遍有刺血写经的经历。
1943年，胜雨为培育僧才，“阐扬佛教”，成立了尼众八敬学苑。比丘慈舟和尚为学戒依止师，比丘尼慧证为法师，研究戒律及大乘经典。胜雨不仅把通教寺作为弘法的场所，还把通教寺改为十方丛林，其做法得到多方支持。为此，胜雨又刻碑记录此事，呈报通教寺改为十方丛林。根据石碑记载，当时的通教寺“以持戒念佛为宗，学教习规为助”。它的共住规约是：“坚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专一念佛，亦摄三学，除打念佛七外，概不应酬经忏佛事；无论年纪老小，不遵戒律者，概不留单。”[3]正由于它规章严明，归者甚众，常住尼众达50多人。当时八敬学苑中的课程，以学习戒律为主，以经论为辅。学员每日去法界学苑听慈舟法师主讲《大乘起信论》、《盂兰盆经》、《心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等。“八敬学苑”在胜雨和开慧尼僧主持下编修了《比丘尼戒相表记》，并使之成为了中国广大尼众修研戒律的依托。
1949年后，通教寺的比丘尼有7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东北人。1951年前后，在寺内先后组织了纺麻小组和缝纫小组，以及大雄麻袋厂。有30多名尼僧参加劳动，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对部分不能从事劳动的老人的生活问题，政府也做了适当安排。1958年后麻袋厂停办，在圆觉、能本两位师傅的组织下，成立了第十八缝纫社，带领尼众学习、修持、生产。此时还经常接待东南亚等地佛教国家友好人士的参观访问。当时，大部分尼僧参加劳动生产，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每人每月有几十元钱的工资，生活较安定。
之后，开慧、胜雨离开了通教寺。“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寺曾一度改为北新桥派出所，尼僧四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教寺又作为佛教活动场所重新恢复开放。1981年初，政府拨款将寺重新修过。新修后的通教寺，山门三间，仍为坐西朝东，灰筒瓦，硬石调大脊，带望兽及小兽，额有赵老朴初先生题写的横匾“通教寺”。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坐西朝东，面阔五间，绿琉璃瓦顶，大式硬石三卷勾连搭顶，上带吻兽、垂兽及小兽。内为井口天花，饰旋子彩画，地面为水磨石方砖地。大殿面积为300平方米。南北配殿各七间，灰筒瓦箍头脊顶，内为白灰顶，花砖地”[4]。南北配楼尚未恢复。全寺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寺内广植花草树木，每当春夏季节，鲜花盛开，群芳争艳，确实是一座优雅清静的好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