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牛津大学不仅以学术上的领先地位雄踞世界名牌大学之列，而且还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悠久的历史成为一流大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牛津大学内的每一角落都渗透着八百年历史的积淀，回荡着中世纪的余音。
位于牛津中心地段高街的大学学院（简称为“优尼夫”，即Univ.）创建于1249年，是牛津大学内一所最为古老的学院。其余的38所学院陆陆续续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内创办，分别坐落在牛津城四处。其独具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和古老的传统为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提供了接受人文教育的最好的环境和场所。
12世纪初，英国有不少学生前往法国巴黎求学，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国王命令英国学生从法国回国，其中很多学生回到了牛津，牛津逐渐成了英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13世纪初，对大批学生进入牛津而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干扰，市民非常不满，曾有一度，牛津的学生纷纷转到西北方的剑桥镇求学，显然牛津的商机和生意都因此受到极大影响。结果，这批学生被招回牛津。
随着岁月的流逝，牛津大学的早年历史日渐模糊。有些学者认为，和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同，牛津的创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中世纪的经院为基础，现代的牛津大学其实由以前的经院神学院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
最吸引人的还是各个学院内葱翠的草坪，四季常青，环绕着哥特式的建筑，给古老灰色的楼群增添无尽的生气。刚到牛津，就听到同学间广为流传的一则轶事：一位美国游客前来牛津观光，惊叹于这儿四季常青的草坪，打听其中奥秘，学院里的园丁对这个好奇的“山姆大叔”说：“奥秘只有一个，牛津的草坪已被培植了七百多年！”永远翠绿的草坪，真是牛津的一大景观，那翠绿欲滴，犹如油画上最亮的那一部分。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描述的，“仰卧在牛津任何一家学院的草坪上，尽情享受，忘乎所以，觉得整个世界都浓缩在牛津富有英格兰风格的花园里，而所有的时间都融入了美妙绝伦的古老英格兰午后的时辰。”虽然历经八百年的风雨，但是牛津依然保留着中世纪学院的古风，古典经院的格调依旧。早年，学生早起时，床边就有校工早已备好的浴袍；下午在和导师一对一的授课结束之后，整洁的橄榄球（rugby）球服已经叠好，放在卧室内备用。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回忆30年代在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学生生活时说，一早，佣人会叫醒他们，然后递上热水，供他们洗脸、刮胡子。早饭之前，学生先得到学院的教堂内祈祷。午餐时，大家拿着面包和奶酪到各自的寝室就餐。晚餐则正式多了，大家得穿着西装到学院的餐厅就座，就餐时还会诵读一段拉丁文的感恩祷词。1990年，当我进入圣安东尼学院上学时，唯一与上述经历类似的就是学生一早还在半睡不醒的梦乡里，清洁工就赶早来取室内的废纸篓，清理宿舍楼内共用的厨房。这是早年的贵族子弟生活遗留的习惯，而现代的学生最讨厌的莫过于一早的美梦被打断。于是我们往往在前一天夜里入睡前，把废纸筐放到室外以免第二天一早的美梦被惊醒。
从悠久的历史中流传到今天的还有牛津专用的一系列称谓，比如称校工为“scout”，餐厅为“buttery”，膳宿杂费账单称“battels”；而对学院院长的称呼也是千奇百怪的，有叫“warden”的，也有称“master”或“principal”的。初来乍到，这种牛津大学特有的用语，实在令人费解。
说到高桌（High Table）形式的晚餐，那更是别具风格。我曾应朋友之邀到奥利尔学院（Oriel College）参加高桌晚宴。眼见西装笔挺，身着黑长袍，文质彬彬的研究员在晚餐前后会跨上长条板凳和餐桌，黑长袍甩过桌面，扬长而去。
古老餐厅的这一场景，如果不在牛津，别处实在不可多见。
牛津还是知名的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项目的大本营，世界各地所有获得罗兹奖学金的本科毕业生都在牛津攻读硕士学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68年曾经得到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在大学学院求学。
1992年当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消息传到牛津，大学学院立即向克林顿发出邀请，请他随时来访大学学院，连当年克林顿的宿舍都成了记者采访的对象。
牛津大学是一座大学城，旨在施行精英教育，注重人文学科，历来轻视实用学科。城内的建筑风格就是这一传统最好的反映。那里没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其古老的建筑保存得完好无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牛津市政府不许在城内建高楼，只有工程系所在的一小块区域建立了现代风格的楼群。大学内诸多哥特式的建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很多学生宿舍楼保持中世纪的规模，阴暗、陈旧，采光尤其不好。在曼德琳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拱形过道上走过，静静的回音让人感到一种雄浑而又沉重的历史感。学生似乎被掩埋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建筑及其氛围之中，学生、学者和周遭的建筑浑然一体。这自然带来一股历史的熏陶，但也正因此，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方面，牛津有时让人感到一种由历史带来的闭塞和压抑，如用“新世界”的眼光来看，似乎过于沉闷和古旧，开放的气息不足。
牛津大学还是诸多学科的诞生地，社会人类学的设立和发展就是其中一门学科。我所在的文化和人类学研究所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发源地，学科的开山鼻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了这一新学科，设立了人类学的第一个正式教职（Chair），并在这里进行教学和研究。自1905年在牛津成立以来，经过学者们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培养了众多年轻的学者，为世界人类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自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担任教育和科学部部长之后，英国政府大幅度地削减教育经费，并尽量让古老的学院和实用的工商界联系，获取政府之外的一些经费，但这一转变在牛津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1985年，由于政府经费的缩减，牛津的一些学科面临经费危机，牛津大学拒绝授予毕业于萨摩维尔女子学院的撒切尔夫人荣誉学位。虽则如此，这所古老的注重人文教育理念的大学不得不认清时务，对办学方针做出相应的修改。其中，牛津萨依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的创办就是很好的一例。虽然颇费周折，但是商学院在1996年建立以来，正发展成为一所欧洲顶尖的商学院。作为一所高等院校，悠久的历史渗入教学研究的各个部门。虽然历史积淀下来的诸多方面业已更改，但是牛津学制的根基经久不衰。学院制和导师制以及一对一的授课方式依然是牛津大学独特的体制，每年吸引大批学子前来求学，同时也造就了大批社会精英。
此外，诸多仪式，如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更能集中反映古老的大学史。大学统一管理高出学院一级的行政事务，如正式录取的程序、转系和颁发证书等等。如果说获取学位需要正规的礼仪（rites of passage）来确认，那么大学则在这种礼仪的起始和终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牛津的仪式都在位于宽街（Broad Street）的谢尔多尼亚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举行。虽然剧院内时常举办音乐会和各类正式的聚会，但是，这一剧院自17世纪中叶建成至今，一直是牛津大学和学院举行各类正式仪式的场所。
刚入学的始业典礼上，我们穿着一身普通学生的黑袍，在谢尔多尼亚剧院里信步行走，表明我们刚刚进入牛津之门，单色的黑袍就具有这种象征意义。
而毕业典礼时，再次从谢尔多尼亚剧院走过，原来清一色的黑袍换成了点缀有鲜亮颜色的披头的学位袍，带有蓝色披头的是硕士，而大红色的就表明是堂堂正正的博士了。
1990年10月，我进入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到了1992年11月初，按学院为我安排的，在前往哈佛大学之前，我参加了牛津的毕业典礼。
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每年大约有12次。每次参加的人数有限，所以毕业生需要提早向所在的学院报名参加。典礼上使用的全是拉丁文，学生们时常对此忍俊不禁，但是在这种庄严的场合，大家不得不肃穆以待。毕业生以学院为单位在剧院内正襟危坐，在学院院长的带领下走上校长（Vice.Chancellor）的讲台，鞠躬，接受他以手中的一本古老的《圣经》往每个学生头上那富有象征意义的庄严一击。
我碰巧站在圣安东尼学院院长的身边，他拉着我的手，在拉丁语声中，我和其他同学随着院长走到校长的跟前，依次接受他在我们头上的敲击，那一击确确实实让我想到了禅宗得道之法。我穿着带有蓝色披风的黑袍，走出谢尔多尼亚剧院之时，对刚刚流逝的两年牛津生活才稍有所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