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时间到了，我梳洗后就下了楼，在酒店的餐厅坐下，怯生生地点好早点，心不在焉地吃完，还不到九点。想起太古公司曾来电话说，一位关小姐九点来带我去置装、游海港，但大堂里仍不见她来。于是我又上楼，没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响，赶紧开门拿起话筒，果然是她。
香港的街头热闹非凡，两人并肩行走时，很难听清彼此的对话。关小姐先带我到太古公司董事长姚刚先生的办公室。我面对他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他身前发亮的大办公桌和大片地毯，我几乎都难以听清他的话语。与上次在复旦参加面试时不同，这次和姚先生见面正式而又简短，只听他说，这机会对我来讲，来得尤其不易，应该好好利用，学成回国，除此以外，并没留下什么别的记忆。
离开姚刚先生的办公室，我们又去见了陶赫蒂（Doherty）先生。陶赫蒂先生专门负责管理所有荣获太古奖学金而前往英国学习的亚洲学生。他先给了我从香港飞往伦敦的机票和几张旅行支票，然后向我介绍了下一步的行程。他详细地描述了抵达伦敦之后，如何在盖特维克机场（Gatwick Airport）的票亭买火车票，坐快车到伦敦城内的维多利亚站，又如何从伦敦市区坐大巴到牛津。
他还细心地向我说明，到了牛津安顿下来之后，需上当地的巴克莱银行（Barklays Bank）开好账户，并把账号告知伦敦太古办公室的约翰·布罗蒂（John Brody）先生，以便每个月的生活费能及时入账。
陶赫蒂先生在此工作多年，凭经验就把诸如此类繁琐但紧要的事项一一吩咐于我。我看上去一定有些发懵，他又不厌其烦地把盖特维克机场票亭的模样和买火车票的细节都给我作了形象的描述。也许，他怕我刚到伦敦就会走丢。确实，当时我充满迷惑和不解，而这种感觉过了许久才渐渐从我的心底消去。
那天下午，关小姐带我玩了很多地方，按太古奖学金的传统置了装，在维多利亚港游了一大圈，但是这些全在我记忆中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当晚，关小姐带我到启德机场，一直等我取到登机牌，她才放心离开。我按时上了国泰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飞机。现在想来，有关香港的记忆只是关小姐和善的笑脸与带着粤音的普通话，似乎一路上遇到的仅仅只有她。
太古—国泰奖学金项目规定，国泰航空公司承担我往返中国和英国的旅费。国泰航空的服务一流，可真正让我感到舒适的却是坐在左右的来自台湾的女学生们，因为我们可用普通话来交流。这两位女生要去英国进修英语，听说我要去牛津大学上学，而且攻读的是硕士学位，顿时羡慕不已。而我，内心既不踏实，又不好意思。刚起飞不久，我觉得有些恶心，向空姐要了两片药，吃下后，一直昏昏欲睡。
飞抵伦敦
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中，我飞抵了伦敦盖特维克机场。出了机场，我就按照陶赫蒂先生描述的，按部就班，买了前往维多利亚站的火车票。上了车，车厢里空荡荡的。习惯了国内拥挤的车厢，眼前的场景让我感到似乎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中。坐定没多久，火车就启动了。火车慢慢地行驶在伦敦的郊区，沿路是一些矮洋房，并不见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时节还是夏季，但是里里外外的景致都让我觉得这是秋天，秋意充溢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充溢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秋色中四周特别宁静，那宁静的氛围让人怀念嘈杂的上海，又时时提醒我，上海此时已离得很遥远了。
四十分钟后，火车抵达了维多利亚站，我叫了一辆计程车，转眼就到了指定的旅店。进入旅店，放好行李，环顾四周的布置，这才对英国开始有了一点点感觉。
不一会儿，伦敦的太古公司总部来了电话。随后，一位胖乎乎的英国小姐来带我去见约翰·布罗蒂先生。布罗蒂先生是我们所有在牛津求学的太古学生的负责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大管家。我随着那位小姐，静静地在淡灰色的楼群间步行，穿过几个街口，就到了太古公司总部的大楼。走出电梯，左拐右转之后，我们出现在了布罗蒂先生的办公室门外。
寒暄之后，布罗蒂先生和我简短地聊了聊这一项目以及同我一样来自亚洲的牛津学友。和陶赫蒂先生一样，他也特意叮嘱，让我一到牛津就去开好银行账户，然后把账号通知他，以便按时把我每月的生活费汇入户头。
辞别布罗蒂先生后，这位小姐又带我到了附近的一家食品店。我买了一个夹有虾仁的三明治，然后她又把我带回到旅店。我向前台打听到了搭乘大巴到牛津的信息，从伦敦发往牛津的车就从维多利亚站发车，而车站就在旅店附近。
回到旅店，我才慢慢缓过劲来。一边吃三明治，一边看电视新闻。虽然并不能完全听得懂，但是心里升上一股信心，在牛津的语言中心集训一个月，加上周围的生活环境，英文应该会有不少进展。
四周安静极了，静得出奇，甚至有些阴森。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不知是阴天，还是暮色已开始降临，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离开上海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能稍稍安心地睡上一觉。“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只觉得天色依然阴霾，四周依然没有一丝动静。
虽然身在伦敦，但是可以说，我的双眼和心境还是蒙蔽着的。此时此刻，任何景象和信息都很难渗入我的脑子。我决定出去走走，看看伦敦的街景。洋房一座挨一座，静静地，散发着陈旧的历史感。伦敦街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电话亭，全都红灿灿的，远远的，可一眼就能看到。那颜色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亮的红色，电话亭的外形笨重，却能融入周围的街景，丝毫不损周围高大建筑的高贵和典雅。暮色开始降临，在那晦暗、阴郁的伦敦街头，那红彤彤的电话亭似乎就是唯一的亮点。附近有一家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虽然和国内很不一样，但我还是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走进去用了晚餐。
晚餐后回到旅店，孤身坐着，环顾四周，想到第二天还得上路去牛津，我就早早歇息了下来。第二天一早醒来，旅途的劳累已消去了不少。早餐后出门，找到了一家文具店，买了信封，把刚写好的第一封家信折好，放进信封，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投入邮筒。然后，收拾停当就去了附近的维多利亚车站。
维多利亚站是伦敦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枢纽，那里不仅有多条地铁线路通向伦敦城的各处，还是长途汽车的枢纽和中转站，很多大巴从这里出发，开往英国各地。这个车站的交通便利，旅客匆匆，但是和国内相比，人少多了。整个车站散发出一股陈旧、冷寂、凄清的气息，很难想象眼前的街景就是意念中的伦敦。
开往牛津城的大巴（当地都叫“coach”，在美国则多以汽车公司的名字称呼，比如 Grey Hound或 Peter Pan）一小时一班，正点出发。没等多久，我就顺利上了车。
大巴安稳地行驶在伦敦通往牛津的高速公路上。我终于能静下心来，放松一下了。但令人无法相信的是，马上要到牛津了！莫非上错了车？这一切来得那么快，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和眼前快速变迁的景象差了一大截，我似乎在竭尽全力试图追赶着什么。英格兰夏末午后的阳光懒散地斜射在车窗内，照着我的脸和上身，一点儿都不毒辣，反而很舒暖、温柔，让人昏昏欲睡。我疲倦地观望着在这开阔的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想象着即将出现在眼前的牛津大学该会是何种景象，设想即将在那里开始的留学生活又该会是怎么一种情景。
抵达牛津
我只希望赶紧到牛津安顿下来。眼前的学业必定繁重，还有自己的英语尚待提高，而且自己对所选择的社会人类学专业及其实用性都并不十分了解。当时，只是有些厌倦了哲学的抽象思维，同时对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很感兴趣而促使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仅此而已，并没有想得很远。此时此刻，依稀之中，我似乎想要对即将展开的牛津生活想出个究竟，或是希望身边有人能给我指点一下。
一小时后，车停在牛津的长途汽车站。我拖着一只沉重的黑色大牛津包（当时出国人手必备的一种旅行包），在牛津的大街上极为吃力地挪动着步子。
周末的街上格外宁静，我无暇顾及周围古朴、典雅的建筑，也无心观赏挺秀、隽永的塔尖。眼见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但是我却无法叫住一辆。终于，经人指点，我才知道，得到指定的计程车站才能叫到车。于是，我到了高街（High Street）拐角的一处计程车停靠站，立刻上了一辆车子。
车子左转右弯，吸引我的是车子驶过时，眼前晃过的周围几所学院古老却又洁净的围墙。“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那时，这场景只是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家深秋的落叶和温州城内残留的一段旧城墙。
根据事先收到的有关英语强化班的信息指南，上课期间，所有英语班的学生都住在圣安学院（St.Anne’s College）内的学生宿舍，司机直接把我送到了圣安学院的传达室（Porter’s Lodge）。牛津的每个学院都有这么一间传达室，用来提供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类信息，收发师生的邮件，为学生尤其是入住学院的学生，提供各种基本的服务。
我到了圣安学院时，传达室内，一位老太太正娴静地坐着。她见我扛着大件行李，一副远道而来的样子，就赶紧推开玻璃窗，探出脑袋。我告知来由，她就取出英语培训班学生的花名册，找到了我的名字。她试着念出我的姓，但是读成了 Miss Lai（把“李”读成了“来”的音），我也顾不上纠正。这位老太太让我做了登记之后，就给了我一把钥匙，指着对面的推门说，我的房间就在楼上，所有英语班的学生都住在这楼上。我推开滑动门，提起又大又沉的行李包向楼上挪着。这时，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响，楼上下来一位亚洲人，一问才知道是从韩国汉城大学来的。他不做什么寒暄，就径自提起我的箱子，一直把我送到了房门口。频频道谢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开门进屋。长途旅行之后，我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地。
这是牛津大学语言进修中心为国际学生在圣安学院安排的临时寄宿之处。
房内摆设非常简易：一张单人床、一张木制书桌和一张椅子，另加一个小床头柜，室内还有一个壁橱。已是傍晚时分，暮色裹挟着一丝秋意，无声地渗入窗内，充溢着狭小的房间。可是，两天以前，我还在复旦的烈日下随意欢畅呢！看着窗外已经开始凋谢的秋叶，阴霾的暮色袭来，我猛然感到：一番长途跋涉之后，自己竟然被带入如此狭窄的一片空间。这可不是我要寻求的地方，我只想回家！
多年以后才明悟：当时离开复旦南区，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执意寻求的地方依然离我很远很远，远得难以企及，永远难以企及。意念中的家从此不归，从此只能留在意念之中。
回想这一幕，我马上想到的是罗若夫斯基（Henry Rosovsky）教授谈及高等教育对人的影响时作出的一段深刻的描述：大学教育应该使人不再固步自封，不再漠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性。通常，一个经过大学培训的人，在生活的关键一步面临决定时，他不可能完全不顾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历史的动力对他带来的影响，因为大千世界和历史的动力不仅向我们展示人类经历的过去，而且还会为我们道出世界未来的走向。迈开这一步并不容易。多年后，每当回想起初到牛津的那个夏末的傍晚，我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孤寂、凄凉之意，甚至连当时刚进卧室时闻到的那股陌生的气味，至今都能分辨得出。可就是在这种意境和氛围中，我睁开了原来封闭的眼睛，迈开了原来固守徘徊的步子。也正是这种寻求失落家园的信念，给我带来了走向陌生国度的勇气，给了我面对偌大世界的勇气。对一个24岁的学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替代这一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