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事把目光投入邻居客厅里正在进行的个人授课，可是悄无声息，于是认为师生两人很可能都在呼呼大睡。……学生的情况实在也是因人而异，尤其是他们自习的时候。有的假装聪明不够，有的确实脑子并不开窍，有的懒散但善于花言巧语为自己解脱，还有的动不动就感到灰心丧气。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老师的赞美来为自己的学业加油，还有很多学生隐藏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而且大多数学生面对导师含糊的言辞和乏味的评论，无可适从。
说到导师，摩尔同样并不客气。“能做到授课言简意赅而又饶有兴趣的导师并不多。牛津的导师有时言语隐晦，有时开诚布公，有时对学生深表同情，有时能详细阐述一个论点，有时还会进行启发式的教育，他们的授课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明显的问题是和学友一起切磋、交流的机会不够，学生容易被紧紧限制在一个特有的狭小的学术视域内，深受导师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影响。这样学术传承的脉络清晰，但是学生的思维和兴趣有时未免趋向单调和学究。
一对一的授课形式纯属精英教育，小而精，对教师和学生比例有很高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大学普及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当前中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无疑和牛津小而精的精英教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更是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面对现实，这一制度难免陷入一系列困境。时至21世纪，面对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象，人们不禁发问：牛津大学的门到底是为谁开放？
牛津和剑桥大学施行的是贵族式教育，早年面向的是贵族子弟。导师制对牛津和剑桥大学来说至关重要。导师制的传统使牛津和剑桥两所最为古老的高等学府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造就了大批精英。这也正说明了这种教学和授课方式在牛津和剑桥得以持续的缘由。相比之下，英国的新型大学资源有限，并不采用这种昂贵的精英式传授方式。这其实也道出了当今牛津、剑桥大学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近几年不乏有人提出取消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对这两所贵族学校的精英背景和历史提出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例是罗拉·司宾斯（Laura Spence）录取事件。
罗拉·司宾斯是苏格兰一所公立学校的全优高中毕业生，她于2000年申请入牛津大学的马德兰学院（Magdalen College），但是面试中，考试官以罗拉受教于公立学校为由，对她的自信心和知识背景产生质疑。结果，马德兰学院并没有录取她。为此，英国举国上下为罗拉·司宾斯被牛津拒收一事展开激烈的讨论，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贵族式的精英教育和录取标准提出挑战。
很多人认为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牛津历来拒绝录取工薪阶层家庭的子女和来自北方公立学校的学生，拒斥学业优秀、家庭社会地位平平的学生入学，而高等教育界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做法。罗拉·司宾斯后来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司宾斯事件引起的争议波及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从而使英国的高等教育界不得不重新反思21世纪牛津和剑桥等大学的办学和教育理念。不过，坚决维护导师制的价值，维护牛津、剑桥大学的精英教育理念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坚持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中的导师制，怎么都不能废除。废除牛津、剑桥的导师制，无异于废除英国精英教育的根基。
90年代，种种原因导致英国优秀学生外流。不仅如此，从牛津、剑桥获取博士学位的学者和教员远走高飞也是常见的事。英国的精英大学为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提供了不少资深教授，哈佛大学就有不少教授毕业于牛津和剑桥，然后越洋赴美任教，挑起学术研究的大梁。虽然圣安东尼学院注重区域研究，注重东亚研究，但是就研究的条件而言，远远不如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以一对一教学为主的导师制和小而精的精英教育自然对教育经费有很大的需求。如果大学不能自负盈亏的话，就不得不求助于政府，于是就引发了政府干涉教育的负面影响，这显然有悖于纽曼所谓的独立人格的培养。
英国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中的“学术自由及其限度”部分所述就是高等教育努力摆脱政府控制的极好实例。我们一般都认为政府有职责采取措施保证高等教育的发展能满足国家的需求。由于资金来源的不同，英国政府干预教育的程度远远超出美国。自从撒切尔夫人缩减教育经费之后，牛津的经费运转也捉襟见肘。教师和学生的比例之小自然增加他们的开支，难怪不少人提出是否要取消具有悠久历史的导师制，而采用大课授课的方式。
于是，不少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的导师制授课方式对学生来讲过于辛苦，而在财政上也给大学和国家的高等教育预算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从教员的角度来看，牛津的导师一般每周要花12个小时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授课，从而使教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教学而不是研究上。这种重教学而轻独立研究的体制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近年来，英国的传统授课方式逐渐往大课的形式发展，越来越接近北美的风格。
面对现实，如何既能保留英国精英教育的一些优点，又能迎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牛津大学近年来开始渐渐吸取美国办学的一些优点，比如，教授聘任制就越来越向北美的制度靠拢。导师授课的制度也逐渐演变为类似于美国大学的小型的研讨班制度。根据调查，这一新的授课形式深受学生欢迎。一则减轻了学生上课的压力，再则，群策群力，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使学生不仅从导师那里学到知识，也能从同学那里得到不少启发。
在这种情况下，牛津的教员对此纷纷发表意见回答来自教育界的多方质问：牛津的导师制在21世纪是否过时？如果导师制是牛津这家高等学府皇冠上的一颗宝石，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不惜任何代价保留，以确保牛津的学生在求知的最为重要的阶段获得扎实的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探索事物的好奇心和对已经建立的定论的怀疑和开拓精神？或者，在21世纪我们是否应该仅仅把导师制当作敬仰的对象，而实际上逐渐把教学的方式转向北美式的研究班授课？其中，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取消牛津的导师制，那么牛津和剑桥这两家英国最为拔尖的高校是否还能保证其毕业生得到最上乘、最扎实的训练，走出校门时求职顺利，并尽其所能服务于社会？更深入的质问则是，牛津的导师制如何能继续体现人文教育的目的和高等教育的功能？
牛津式的人文教育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