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观点与思想，均为人类心灵的产物。在此过程中，面对外界的种种现象和刺激，个体在心理层面将会对各种信息、知识和经验进行加工与处理，形成认识与判断，并由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于佟柔这样经历丰富的民法学者而言，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独特的人格和经历必然会形成大量的心理积淀，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他思考的方向与深度。理解与探究佟柔的民法思想，必须揭示其独特个性与漫长的心理发展历史和复杂的心理结构，无论是显意识层面还是潜意识层面。
必须承认的是，本文的研究首先面临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是佟柔个人史实的匮乏，既没有佟柔本人的回忆，也没有个人经历的翔实记录。然而，这丝毫不能妨碍作者探究其民法思想的心理地形和走势的强烈兴趣。本章试图通过佟柔本人的作品，他人对其人格、经历和思想的追忆和叙述以及作者的采访，并结合其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特征来追踪、捕捉其跃动的心灵脉搏，描绘、分析其复杂的思想肖像。
从1921年出生到1952年结婚，佟柔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个家庭是一个破落的传统士大夫之家，虽然政治上的尊崇地位早已经丧失，但士大夫的尊严和气质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消失的。父母对传统文化的通晓使佟柔自小就诵读圣人之言与华美辞章。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传统文化氛围的家庭中，佟柔自然会形成一种浓厚的传统型性格。在父母的心里，佟柔也应该成长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而佟柔也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传统文化及理想人格，深深塑造了佟柔，传统士大夫的流风余韵，也被他承袭下来。
通过他人追忆，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一点。比如“自幼读诗书，礼仪端品行，敬老称孝子，脉脉含温情”。传统文化的功底还可以使他与人“唱和诗句”，传统文人的特征清晰可见。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私有”的通病，“平时，他主动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思考，与同行切磋琢磨”。“每当别人向他请教，索取资料时，他都慷慨地将自己的资料‘全盘托出’，甚至包括自己熬夜刚刚写出来的讲稿”。“佟柔先生要求自己严格，他不计较名利，为人宽厚，善于团结人，对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不耿耿于怀，而眼睛向前看，捐弃前嫌”。他还“为人耿直耻附炎，呕心课堂不为钱”。“他从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非议他人。无论是对官员，还是对同事、对学生、对百姓，导师都是一视同仁、谦和相待；他从不趋炎附势，从不拉关系、走后门……”。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佟柔还同样教导自己的弟子，如郭锋曾回忆：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问我：你给家里写信了没有？一旦听说我没有写的回答后，他就会催促我及时写信。他说：你求学在外，父母挂念，应每过一段时间就写封信回去，好让父母放心。每次春节我探家回来，他总是询问家里好不好，父母身体如何等情况，使我倍感温暖和亲切。导师是一位仁慈而忠厚的长者，每当我遇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矛盾时，他总是给以耐心的开导和教诲，从而使我不但化解了心中的不快，而且顿觉海阔天空。另一方面，对我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上因不成熟而犯下的一些小小的过失或学业、工作上出现的疏忽懈怠，导师从不予以责难和怪罪，而是通过适当的方式善意地提醒……
很明显，传统人格所要求的孝顺、仁慈敦厚、正直坦荡、淡泊名利，在佟柔身上都牢牢扎下了根。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求如尊崇父亲一样尊崇国家权威和秩序，重义轻利，鄙视工商，这些也同样在佟柔的心灵中自然地栖息着。“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得出结论：要使中国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出该结论固然是经过广泛、审慎的考察与理性的思考，同时也洋溢着对现行国家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尊重和信赖之情。对于商人，佟柔也从小就充满了鄙视：
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是说对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我小时候也深受这种思想影响，在街上看到小杂货店贴了个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对的很工整，阴阳顿挫平仄也很美妙，但是当时我却觉得这是商人习气，市侩哲学。
与商人和商业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总是贪婪、奸诈和自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是对商人私有财产的否定。既然商人行为具有道德上的非法性，那么其所取得的财产自然也就是非法之财了，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历代为什么总是要采取重农抑商、官工官商的政策了，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直接获取财政收入，在一个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社会中，对私产的戒心和偏见才是真正深层的社会心理动因。
身处浓厚传统文化氛围中的佟柔，本来就对权威与秩序予以高度认同。虽然家境已经陷于困顿，并一度处于赤贫的艰难境地，但父母的呵护和家的遮挡，显然使佟柔感到了温暖和安定。然而长期的战乱与流离还是无法满足他对安全与秩序的渴望，对于年少的心灵，那动荡不安的环境显然会带来巨大的恐惧。佟柔刚刚10岁，“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就不得不使佟柔和家人一起背井离乡从关外逃到关内，再到保定；七七事变又逼迫全家吃尽苦头辗转逃到四川奉节，后又到重庆；抗战结束后，又千里迢迢回到东北北镇县老家，不久又举家迁往北京；读大学期间，又在沈阳学习；辽沈战役的进行，迫使他随东北大学重又回到北平；待到北平和平解放时，佟柔的家已经被登记为城市贫民，佟柔本人也处于失业状态。从10岁到28岁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佟柔都是在动乱、贫困、逃亡和恐惧中度过的，这使佟柔深切渴望统一安定的秩序与平静祥和的生活，对长期的流亡生活和社会动乱有着强烈的本能抵触和莫大的恐惧。这也充分说明佟柔为何在国民政府体制之下并不热衷于革命和造反，其对稳定秩序的渴望自然导致对破坏现行秩序的行为毫无兴趣。他晚年的表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记得佟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这辈人，生在军阀混战年代，历经抗战逃难、国民党时代的混乱和腐败，也经受了建国后‘左’的风风雨雨。现在别无他求，只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把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的法学和民法学事业搞上去。”
因此，当新政权到来时，其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哲学理念，高度集中与全面控制的体制以及对整齐划一秩序的强烈偏好，自然会对对于安定生活具有强烈期盼的佟柔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新政权具有典型的国家父爱主义性格：一方面，它对公民的一言一行和生老病死都给予尽可能的关怀和照料，细致入微的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是非判断塑造自己的臣民，从一举一动的外在行为到闪念之间的思想活动，它都要予以掌控，对他们的言行和举动高度敏感。
作为一个曾经学习过旧法的知识分子，佟柔本身就负有自我改造的义务和被改造的绝对必要，在批判六法全书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中，佟柔当然也必须好好改造自己。不久，佟柔就因涉嫌“包庇”自己的特务哥哥而不予积极揭发遭到了这位新来的国家“父亲”的严厉斥责。虽然在众人的斡旋之下侥幸逃脱了“应得”的惩罚，但从此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佟柔在政治上遭到了“放逐”。在那个极端讲究政治正确性的时代，佟柔无论如何也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了，他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听从安排和指示，沉浸到书堆之中也自然是佟柔最好的选择了。长期的政治“靠边站”经历，再加上本身就对政治实践缺乏热情，如前所述，就连佟柔自己也对自己的政治觉悟怀疑起来，不认为自己能够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
长期以来，中共党员作为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政治和社会身份上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斯大林所言：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
一个人能够入党，意味着他已经被国家的坚强核心所认同和接纳，属于高度组织化的一员，已经成为自己人，不是被专政的对象，已经跻身于社会的主流，已经具有先进的思想和高度觉悟，因而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和安全保障，这无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政治上不“红”的佟柔自然也无法抵挡这样的政治魅力。
对于佟柔而言，还有一个特殊的驱动因素有利于增加他对于新政权的认同，那就是四哥在新政权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如果说三哥所在的旧政权长期内是一种稳妥而现实的选择，四哥早年的选择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冒险的话，那么，随着四哥所追随的新政权取得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四哥选择的正确和富有远见。四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其身上所散发出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很容易会引起佟柔的羡慕和模仿。何况，由于四哥在新政权的位置，也打消了佟柔原来由于三哥的原因而对新政权产生的担心。
更为重要的是，新政权具有耀眼的政治光芒。它具有光荣的历史，外求民族尊严和独立，内求国家统一和富强；它反对压迫和不公，坚决站在广大民众和被压迫人类一边；它以取得巨大成功的苏俄模式为楷模，许诺将快速给国家带来繁荣和强大；它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理想主义的旗帜猎猎作响，发誓要铲除一切丑恶和不平等，建立一个全新的至善社会。新政权代表了百年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独立、统一、强大的深切渴望，它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面对国破家亡、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耻辱所作出的最激烈、最有力的反应，是民族主义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一次空前的大爆发。它的成功，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低人一等的局面，并一跃成为世界大国。这样的政权和它所秉持的政治信仰无疑会受到极大的欢迎。深受流离和贫困之苦的佟柔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况且，旧政权的好战与腐败无能早已经令佟柔深为不满，当这样一个崭新且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权到来时，自然会比较容易赢得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佟柔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也是极为正常、顺理成章的了。很快，马列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就为其虔诚地接受。这是一个既具有高度浪漫主义又具有强大逻辑自洽性的社会整体治理方案。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秉承了德国哲学家优秀的逻辑与思辨能力，具有强大的抽象思考、批判与建构能力。他不屑于他所尊崇的黑格尔只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无比自信地为人类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图景。在他眼里，论战对手不是反动就是弱智，或者心理阴暗。他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和出众的个人思辨能力来证明自己的设想，为此，他费尽了毕生心血。
在马克思主义强大而自洽的话语体系之内，佟柔获得了一个超稳定的理论和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人获得了自由和平等，市场与交易消失了，私有财产被铲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罪恶没有了任何藏身之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和向往的世界啊！
这样，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就与西方最大胆、最激进的理论和谐地栖居在一起。在二者的眼里，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道德至善的社会，私的东西都被消灭，丑恶现象如过街老鼠。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丑恶现象有着无比强烈的道德义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道德鞭挞：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成一个理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联合体，他明确提出了要以暴力砸烂一切，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但对于资本主义，对于一切的交易和金钱，马克思都有着强烈的厌恶之情，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犹太人的严厉指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他膜拜。
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和逻辑体系内，佟柔原有的对商人、商业行为以及私产的偏见和藐视都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法治文明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高度来进行审视和批判。
但这个迷人的完善的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远不如理论美妙。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不知不觉间人们发现自己已经陷于经济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个人的尊严和人身有时也无法保障。
于是，对于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怀疑与反思产生了，增强了。社会在反思，国家在反思，佟柔也在反思，传统的严密的观念和体制遭遇了严重的认知危机。终于，社会、国家和佟柔都获得了突破，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观念和做法被抛弃，重新认识到人的尊严和安全必须得到有力的保障。对于佟柔而言，这显然也是一个自我突破的过程，他要抛弃原来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鄙视、偏见和否定，反思权威的边界和手段限制。显然，他确实与时代一起取得了重大突破：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破除越大越公越好的神话、重申人的尊严，建立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治理机制。
但是，自我突破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有的某些观念仍然牢不可破，而社会一旦被放开手脚，就如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其前进的速度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令佟柔猝不及防。在社会大转变、观念大变革的时代，作为改革者的佟柔，也显得力不从心，一些既有的神圣观念与最新的社会现实和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大力鼓吹商品经济的佟柔也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失衡。
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现实的情况下，土地已经进入了市场，而且宪法也明确作出了规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现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已经是铁的事实，专门的劳动力的市场也已经出现。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传统的观念在佟柔身上仍然占了上风，在他的观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商品的。于是，个人原有的和谐宁静的理论与信仰体系被现实无情击碎，失衡与紊乱出现了，面对被打乱的平衡，他选择了坚守。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屡屡强调要防止商品经济中丑恶的一面的出现，虽然这样的担心自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我们也可以感知到佟柔虽然成功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信仰，但其商品经济观仍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的心中，商品经济应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纯净度的市场。由于浸淫在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中年深日久，在其潜意识中，市场仍然是一个不“洁”的危险的物体，随时会玷污人类，原有的对市场的偏见和戒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清楚地表现出来。
这也体现在他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态度上。在他眼里，国家所有权的既有控制方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在所有权形式和行使方式上做文章的行为都是他无法接受的，更不用说私有化了。在他看来，搞股份制就意味着私有化，而搞私有化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广大民众因此受到剥夺而一无所有。更为重要的是，早年的经历使其将私有化与社会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社会动荡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搞私有化，中国必然退回到解放前的混战局面中去。可见，他对私有化有着一种深深的排斥与恐惧感，在他心中，私有化即意味着国家的末日，因此，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虽然他并不反对一定范围内私有制的存在，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私有制仍然有着一种深深的厌恶和恐惧感，私即等于恶的传统观念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当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大范围收缩国有企业覆盖范围提出了急迫的要求时，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既有观念和现实要求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引发了严重的认知失衡，上述冲突与失衡投射到他的心灵深处就自然引起了巨大的忧虑和深深的恐惧。
由此可见，佟柔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商品经济鼓吹者，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早年经历与传统观念的深深影响，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他的市场观，具有强烈的道德味道，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和浪漫主义色彩。
此外，佟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市场的某些警惕和“敌视”，还须从他“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寻找原因。知识分子的反市场倾向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世界性问题。市场所引发的贫富分化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而对于财富的疯狂追求则直接威胁着传统的道德，拜金主义盛行，人们可能会变得唯利是图、贪婪自私甚至冷酷无情，不仅一般的财富，甚至人的灵魂和身体也被商品化，这对于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而又素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无法容忍的，于是，矛头自然就会对准市场。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是重塑社会，使社会有一个更美好、属于所有人的未来，尤其是能有利于‘弱者’和穷人”。时至今日，“这种心态仍然主宰着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一次最严厉的批判，并引发了人类在20世纪大规模的反市场举动。佟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善良而又心忧天下的爱国者，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态度自然也会引起他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