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拆迁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江西是城市人口比例较低的农业大省，也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加速城市化进程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城市的整体面貌得到了迅速改变，吸引了外来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实践充分证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所需要的资源除了资金以外，还必须面临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和对旧城区进行拆迁改造，以获取城市化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要素。按照约定俗成，我们将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并对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称之为征地拆迁。征地拆迁涉及行政机关、拆迁人、被拆迁人、拆迁服务单位等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其过程是多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城市化过程中，日新月异的城市形象、一日千里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在给我们带来快慰的同时，征地拆迁矛盾尖锐、信访突出、项目建设难以推进也随之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因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发生了不少的矛盾，由此形成的利益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一旦处置不当，就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自焚等恶性事件。
可以预见的是，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导致的征地、拆迁矛盾一直不会停止。这就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面对这类号称“天下第一难”的问题，一旦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盲目扩大拆迁规模，或者拆迁补偿和安置措施不落实，人为降低补偿安置标准，甚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这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引发群众大量上访，影响社会稳定。
（二）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有工业化就必然有程度不等的环境污染。由于江西工业基础起点较低，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低污染工业底子薄弱，自身拥有的资金投入不足，往往依靠招商引资来发展工业。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自然环境产生程度不等的污染。工业生产中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水、气、渣等有害废物，会严重破坏农业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更有甚者，严重的环境污染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一些区县在引进工业项目时，如果盲目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忽视工业企业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则很可能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受工业环境污染的居民很有可能进行非理性抗争，而引发环境污染的公共事件。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区因为发展工业而导致的大量人体中毒事件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据国家环保部统计，每年接到的环境复议案件数量在急剧上升——2008年环保部受理的复议案件数量是前十年的总和，2009年又在此基础上增长87%。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复议案件还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根据相关调查，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前全国群体性事件的十大原因之一，位列第九。其中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29.8%。2010年江西九江修水县发生百余名群众冲击港口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虽然直接原因是拆迁事件引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所致。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依然存在。
（三）劳资纠纷引发社会矛盾将越发突出
与全国其他省区市一样，未来相当长时期江西将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全面推进。转型时期特有的利益碰撞、矛盾冲突、政策博弈、权力制衡等各方面的现状和趋势都将一一展现，而承载经济发展的大量企业是转型发展的主体，必然成为社会矛盾的一方当事人。其中最主要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将不可避免地更加突出。
从近几年工业较发达省份的情况来看，劳资纠纷急剧增加，劳资纠纷案件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协调劳动关系难度进一步加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新的劳资纠纷的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劳资纠纷案件数量快速增加，群体性案件数量上升较快。以往劳资纠纷的成因比较简单，纠纷主体涉及人数主要是单一劳动者或几个人，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而现在的纠纷主体动辄就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特别是疑似职业伤害的纠纷往往向有组织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转化，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趋势，给企业、政府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②纠纷案件内容出现新变化。与往年相比，有关工资报酬方面的问题仍然占较大比重，但是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支付双倍工资、企业裁员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成为劳资纠纷的新焦点。③建筑行业恶意讨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建筑施工企业中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工资约定不明确、记工考勤不规范的情况普遍存在，少数不法包工头和农民工利用施工企业劳动用工管理上的漏洞，通过编造虚假农民工花名册、变造虚假考勤卡和工资单、打拉横幅聚众示威制造群体性事件等形式向建筑施工企业恶意讨薪。④纠纷处理难度加大。由于工资拖欠、超时加班、不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在不少用人单位仍然存在，一些用人单位存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没有在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而员工的维权意识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深入宣传、实施正在日益增强，双方博弈的激烈程度不断提升，导致劳动保障部门协调处理难度加大。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的劳资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因素。②
江西的情况与工业发达地区有所不同，劳资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尚不明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受其他省区的劳资纠纷冲突的波及影响，劳资纠纷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6月九江一台资企业数千人罢工引发骚乱，就是江西逐渐进入劳资纠纷多发期的信号。
（四）基层政府执政能力不足及不良干部作风引起的偶发事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效的本力制衡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不足，难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进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事件。偶发的群体性事件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直接原因，有的是因为经济决策过于武断粗糙，有的是税费征收的利益冲突，有的是对于山林权属纠纷的调处不当，有的是具体行政执法中的作风恶劣。所有这些具体的行政行为，在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的大环境下，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社会稳定。2009年南康市“6.15”群体性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例。③此事件虽是偶发事件，却折射出部分基层官员执政能力较低的现实问题。这种情况短时期内难以解决，这类偶发的群体性事件仍将发生。
三、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是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的首要因素
当前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偶发性事件，多数属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到一定程度时，在一定诱因的作用下爆发所致。群众参与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因切身利益或相关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在他们维护权益、要求调整利益过程中，现有的诉求反馈机制失灵，正常有效的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导致其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满足，这时极易采取群体性对抗的方式。综观近些年来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①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推诿搪塞，让利益受损民众投诉无门。群众利益在受到侵害向有关部门申诉时往往遇到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部分部门工作人员不负责任，问题没法落实解决。而对于通过正常渠道递上的材料，很多部门更是置之不理。②对通过正常的信访渠道反映问题表达利益诉求的民众实施打压，使得利益受损民众信访无门。信访制度原本是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获知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在片面稳定的意识导向下，在“上访人员越少，社会越稳定”的政绩观作用下，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打压信访民众，使得上访本身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代名词。不但没有达到信访制度设立的制度目标，也使正常的制度化的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遭到严重破坏。③行政干预司法，司法的最终裁决权受到极大限制，让利益受损民众告状无门。由于司法没有独立化，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程度相当严重。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很多涉及群众直接利益的案件，司法机关不予受理。比如，涉及征地拆迁的案件，司法机关即不予受理。使得在征地拆迁中觉得利益受到侵害的民众产生告状无门的无助感，进而容易积压矛盾，并在一定情况下激化。
可以说，目前我们不是没有公众利益申诉机制，只是我们的申诉机制还不完善，申诉渠道还不畅通，加上某些人为因素，使我们公众的利益维护难以实现。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民众合理诉求的表达与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官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环境及资源的需求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是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江西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产生了对环境及资源的需求引发的大量矛盾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对土地资源的大量需求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江西是传统的农业省，工业化进程的步伐相对其他省市地区较晚。然而随着经济中心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城市不断扩大，土地需求量迅速增加。在政府扩大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征地拆迁是获得土地资源的重要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府对征地拆迁民众的利益补偿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以及工作方式的粗暴，导致引发相当数量的社会矛盾，并在一定因素的作用下矛盾激化，甚至酝酿成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其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资源需求及环境污染，引发相当数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对江西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和生态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对立体，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互依存。然而，江西属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相当部分产业属于夕阳产业，对环境资源消耗巨大，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相当部分的企业对当地的环境资源造成巨大破坏，甚至造成严重的水污染、土地污染，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而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行为方式的不当，更加容易让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样势必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这也是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影响江西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偏差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导向下，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是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的关键因素
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存在重大偏差，经济增长的数字指标和片面的政绩工程往往成为对政府和官员考核及升迁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偏差的政绩考核体系导向下，政府和基层官员出现大量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是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的重要主观因素。首先，数字指标的考核体系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综合发展，容易导致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当前，GDP增长、GDP总量排位、人均GDP指标、农民人均收入方面等往往成为一个地区干部政绩的主要反映指标，“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一味地把注意力放在GDP上，将经济增长目标看得过重，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全部投入到经济指标的增长上，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在涉及任何与民众利益相关的事件中，政府在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导向下，往往不顾是否侵害民众利益，是否会引起民众不满，一意孤行，甚至采取粗暴压制的解决方式。其次，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考核体系中的另一个偏差，容易导致政府和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由于在参观考察的过程中，往往只看到工程的表面，因而容易出现很多虚假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由于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数量多，工程大，耗费财政巨大，致使社会保障等其他民生工程的资金短缺，导致相当多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