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座由高而坚实的砖墙和通电铁丝网，以及四个瞭望哨塔包围着，拥有大小一百四十个房间的三层楼房。它就是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感到神秘的苏州狮子口第一监狱。
这座监狱建于一九三三年，曾经是蒋介石囚禁共产党人和反对派的地方，后来成了汪精卫囚禁抗日爱国人士和新四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的所在地。如今，这里关押着一批部长级以上的汉奸分子。陈公博就被关押在三楼三一五号房间。
所谓关押，各个牢房的门虽然闭着但不上锁，而且被关押者只要向站在所在楼层走廊上的十个宪兵中的任何人报告一声，彼此之间就可以相互往来和自由交谈。
陈公博从日本引渡回国后，先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了五十四天，再转到军统局南京临时看守所。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才被押解来狮子口监狱。
现在正是江南地区的黄梅雨季节，阴雨天气已连绵十天，老天还没有开眼的征兆。站在三楼，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窗，只见运河东南岸的山峰、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都被笼罩在白茫茫的梅雨中，成了百里烟波。淅沥淅沥的绵绵雨，浸湿了大地，也浸湿了人的精神，对于忧心忡忡和心事重重的人，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前天，陈公博临窗眺望这百里烟波，还饶有兴味地轻声吟诵着柳宗元《梅雨》里的诗句：“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他的这种兴致来自他关押在南京临时看守所时戴笠与他的两次交谈。第一次，戴笠一再表示，他一定向蒋介石进言，争取陈公博的问题做政治解决。第二次，戴笠明确告诉陈公博，他已经向蒋介石进言了，蒋介石说陈公博五十五岁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是革命的，即使以后与汪精卫沆瀣一气，还先后通过戴笠、顾祝同和宋子文与重庆保持一定的往来，他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宽处理。这不是“梅实逢时雨”吗？“晚春”过去不是充满希望的夏天吗？尽管戴笠已于三月十七日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东郊岱山，但他对蒋介石的进言还是有影响的。
可是，陈公博现在的情绪已经一落千丈。昨天，也就是四月五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之后，他想到自己实在太天真。他通宵未眠，今天清早起来，望着窗外的百里烟波，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的突变，已使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痛楚；而连日的阴雨缠绵，更像在心头上压了块大石头，烦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呜呼！”
他写完日记，和衣躺在床上，昨天对他五个半小时的审讯又呈现在眼前。使他无法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是起诉书认定他犯有十大罪状：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二、搜集物资，供给敌人；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六、公卖鸦片，毒害人民；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九、强迫妇女，充当军妓；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长达一万两千字的起诉书宣读完毕，陈公博已经诚惶诚恐，这哪里还有政治解决的余地，简直是十恶不赦！
但他要争取活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征得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的同意，他当着五百多个旁听者，念了在军统局南京临时看守所写的《八年的回忆》进行辩护。《八年的回忆》长达三万五千字，有前言，和平运动前后，南京政府的组织及我的主张，和平运动失败及与日本的斗争情况，汪先生之死与日本投降，南京政府解散和结论等七个内容，极力讨好蒋介石，为汪精卫和他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他之所以与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想到蒋介石不抗日，“然而我大错特错了，蒋先生是坚决抗日的，他不愧为一代民族英雄。”说什么“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我和汪先生在南京与日本斗争了五个多年头，从而使沦陷区人民安居乐业。”说什么他“见汪先生与日本签订密约就动摇了，计划在香港过隐居生活。后经不起汪先生的再三劝说，才从香港到南京出任立法院长，但我坚持不做损国损民的事。”他为了迎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的心理，想以自己的一贯反共获得蒋介石的谅解，在《结论》中说：“南京之和平部队，完全为了防共和保卫地方而设置。今日东南各省未如山东、山西等地那样沦于共党之手，致劳中央忧虑，和平军不能说没有微劳。须知和平军死于剿共者甚众，请勿轻视他们。”“总之，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我们也剿共；日本不与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与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与日本翻脸的。”
陈公博念完他的自白书，身着艳蓝色法衣的孙鸿霖，手击惊堂木，连说陈公博狡辩！他严正指出：“汪精卫生前，陈公博是南京政府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他是一号人物，南京政府的一切卖国罪行，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厉声问：陈逆公博，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陈公博说：“我还有话要说。从我在南京政府的身份和地位看，南京政府的许多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不仅华中地区，即使在华北地区种种恶劣罪行，也可由我负责。不过，我是代汪先生受过。如今他死了，这些责任只能由我来负。至于定我的十大罪状，为了拼成四字句，难免牵强附会。还有，说我公卖鸦片，纯系子虚乌有。但这是次要的。至于个人生死，非所计及，望当局早日判决。因为我完全明白了，政府不会原谅我的。”
他见在场的新闻记者全神贯注地听着和记录着，又说：“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我多次写文章，到处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他；第二年冬天，我成立改组同志会，进一步与蒋先生针锋相对，结果被永远开除党籍，我不服；民国十八（一九二九）年九月到十二月，我先后策动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举兵反对蒋先生；第二年三月，我遵照汪先生的意见去山西串通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民国二十（一九三一）年五月，我与汪先生他们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把蒋先生搞得十分狼狈。所有这些，蒋先生对我会有好感吗？他能原谅我吗？所以，我只希望当局早日判决。”既然已绝望了，已万念俱灭了，不如早点解脱，他想。
随着一声惊堂木声，孙鸿霖说：“不能把法院对你的审讯和起诉，说成你陈逆公博与蒋主席之间的个人恩怨所致。”
其实，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的确想把陈公博的问题做政治解决。但是，政治压力太大。半个月前，《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题为《何日审判陈逆公博？》的署名文章指出：“陈逆公博从日本引渡回国已经半年之久，为何还不审判？是政法机关人手不够，是对他的罪行调查不清，还是有大人物从中对他进行庇护？”一个星期前，《文汇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拭目以待》，说得更加尖锐：“如果有谁袒护陈逆公博而不予以处决，只能说明他与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是一丘之貉。”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审讯。眼下，孙鸿霖说：“下面，由律师高溶先生为被告辩护。”陈公博一愣：“我没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呀？对了，这只不过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
高溶已年逾古稀，他缓缓起身，戴上老花镜，拿起辩护书念道：“人民对和平运动之责难，实系片面之词。社会上对此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恶劣，其二认为系缓冲组织，而减轻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若无和平政府，人民的处境将更加不堪设想。被告十五六岁从事革命，始终为国家效力，是爱国的；尤其是由于被告及其他人的努力，使沦陷区人民能够听到国歌，看到国旗，并能够读《三民主义》。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被告系爱国者。”他老态龙钟，不时咳嗽，气喘吁吁，说两句就从老花镜后面斜窥陈公博一眼。陈公博并无好感，他冷笑着说：“谢谢高先生的一片好意，但你的辩护不能打动任何人的心，希望高老先生现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陈公博回忆到这里，一颗心好像落在冰水里，瑟瑟抖抖着，不敢继续往下想。
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中年伙夫给他送来了早餐，即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一小碟酱萝卜丝，外加五支香烟。陈公博要求监狱每天给他一包香烟，但未能获准。他写《八年的回忆》时每天给十支香烟，写完后只给五支了。
“谢谢！”陈公博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两手剪背站在窗户前，又望了望窗外的百里烟波，用十个手指当梳子，像要将脑海里的悲痛梳去似的，将头发往后狠梳几下，然后自言自语：“吃！无非就是个死，何必自己折磨自己！”昨天的晚餐，他只吃了半碗饭，肚子实在饿了。
他狼吞虎咽吃完早餐，点燃一支香烟猛吸几口，吸了半支就将它熄灭了。但感到不过瘾，确切说，脑神经还没有被尼古丁充分刺激起来，让思维清晰地考虑怎样打发最后的日子。于是，他又将那半截香烟点燃，吸得只剩那么一点点了，还将它塞进烟斗里吸到完全熄灭为止。他放下烟斗沉思良久，然后起身拉开门，强装着笑容对站在门口的宪兵说：“我有事要见典狱长，麻烦你通报一下，谢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典狱长苏健生来了。他说：“有事找我？陈先生。”
“是的，苏先生。”陈公博起身手指自己那狗窝般的床铺，“请坐。”在昨天的法庭上，不是称他“陈逆公博”，就是称他“被告”，现在见苏健生还称他“陈先生”，获得一分可怜的安慰，诚挚地说：“我有事请先生帮忙。”
“我站着好，有什么事，你说吧！”苏健生说。
陈公博见他掏出手帕捂着鼻孔，想到自己刚才大便后忘记将马桶盖住，脑子里闪着“居鲍鱼之室，久闻而不知其臭”的名句，赶忙用一块硬纸板盖住马桶，又轻轻将马桶移到床底下。关押在这里的囚犯，每人房子里放一只马桶，每天上午十一点放风时，才提着马桶排队去厕所倒掉。
“我有三个要求。”陈公博见苏健生不肯坐，自己也站着。他说：“一是将我的《八年的回忆》，连同高等法院对我的判决书一并公之于世；二是与我原来的女秘书，现被关押在狮子口第二监狱的莫国康女士见最后一次面；三是与我的妻子见最后一次面，她已经来苏州，但不知道她住在哪家旅店。”
他见苏健生掏出香烟，乞求说：“能给我一支吗？”他想到自己只有四支香烟了，一天的时间还长呢。“可以。”苏健生将烟盒递过去，“一起给你。”陈公博见里面还有十支香烟，激动地说：“谢谢苏先生！对我来说，这十支香烟比十根金条还要珍贵。我保密。”
“陈先生怎么知道宝眷来苏州了？”苏健生问。
“昨天我在法庭上与她打了个照面。”陈公博说，“她身穿我平日最喜欢的那套紫色西服，我一进入法庭就发现她坐在听众席上。”他语调凄怆，“请苏先生理解我此刻的心情，理解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的心情。我要求与妻子见最后一面不为别的，就是高等法院对我做出判决之后，要她不要申请复判。当然，也是对二十五年夫妻深情做次痛苦的了结。”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使像苏健生这样因职业磨炼成的硬性汉子，现在也跌进了感情的深渊。“陈先生要求与妻子见面的事，我可以做主，我负责派人找到她。”苏健生说，“不过，你们见面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可以。”陈公博点点头。
“你的另两个要求，我只能负责向高等法院转报。”苏健生说。
“谢谢，谢谢苏先生！”陈公博感激不已，“如果真有六道轮回的话，来世我一定结草衔环相报。”
李励庄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身亡之后不久，由近卫的女佣贞子帮忙，将她带去日本的两根金条兑换成日元和香港币，从东京乘飞机转道香港回南京。回南京后，她去见了任援道，按照他的意见去肃清汉奸委员会南京总部自首。主任委员戴笠接见了她，让她与关押在临时看守所的丈夫住在一起。一个星期后，戴笠认为她与陈公博婚后从未参与过丈夫的任何政治活动，就让她回家了。戴笠未摔死之前，她每半个月可以带着子女与丈夫见次面。三天前，任援道在电话里告诉她，陈公博即将在苏州受审，就穿着那身紫色西服，带着儿子陈干来到苏州。她通过朋友想搞到两张旁听证，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花费了二十块银元才弄到一张。
她已经痛哭了一个通宵，五十岁的人身躯一下子变得像老妪那样干枯和萎缩。在她的脑海里，尘封的岁月突然间凸露出来。二十五年夫妻生活，尽管丈夫在宦海里总是浮浮沉沉，但称心的日子毕竟比烦恼的日子多，也尽管丈夫总是拈花惹草，但甜蜜的日子毕竟比痛苦的日子多。可是，现在一切都像一场春梦，像一堆泡沫。昨天，她旁听了法院对丈夫的起诉书之后，好像毕加索那支割刀般的画笔，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切成碎片，变成了一个由种种险恶可怕的东西组成的精神世界，万花筒似的在她脑海闪来闪去。
现在，李励庄由苏健生领着与丈夫见面了。苏健生再重复一句：“我刚才说了，你们见面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他看看手表，把门掩上走了。
李励庄一眼见到丈夫，就泣不成声，一头撞在丈夫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