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诚如奇波拉所言，高智商的人群中也有愚蠢的人，然而，在极端或特殊的环境下，不仅愚蠢的人数会激增，而且愚蠢的程度也会变得更加严重。20世纪50年代初，样样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后来跟老大哥翻了脸，又人人跟着高喊“反苏修”；“大跃进”的时候，无人不参加大炼钢铁和放卫星；“文革”的时候，人人学习小红书；“唱红打黑”的时候，连知识分子中一些名流人物都纷纷奔向重庆。在这种时刻，保持清醒的人畏于愚蠢的人多势众，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甚至加入愚蠢的行列。吴宓在1951年8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宓4-6至柑园赴三组学习会，续研《实践论》。念古今东西哲学之伟大而奉此一册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竞事赞颂发挥，可笑尤可耻也。”吴宓知道这种愚蠢的厉害，除了偷偷地记在日记里，不敢有半点公开表示。余英时认为，吴宓能把这件事记下来，说明他还是清醒的，因为“当时哲学名家如金岳霖、冯友兰则无不奉《实践论》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在“文革”的极端制度环境下，类似的愚蠢更是在人数和严重程度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成为一种全民投入的集体愚蠢。
极端制度境遇中的集体愚蠢与一般社会里的个体愚蠢是不同的。罗奈尔（AvitalRonell）在《愚蠢》（Stupidity）一书中将“集体性愚蠢”称为人的“生活和成长的条件”（aconditionoflifeandgrowth）。他引用了尼采的话，“僵硬而华丽的愚蠢培育了人的精神”，并解释道，“在尼采看来，愚蠢不缺乏力量，恰恰相反，愚蠢很有力量，愚蠢为教育国民担负着精神训练和育种的任务”。尼采重视愚蠢，因为“愚蠢属于那种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凭借着这一力量，愚蠢可以和其他力量一同主宰着我们的命运”。
这种愚蠢的力量曾充分显示在了希特勒的德国，有人将此归咎为德国人特别愚蠢，提出了“德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问题。德国人在欧洲确实有“傻”和“蠢”的名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德国人是愚蠢的傻蛋，屠格涅夫说，瑞士人“比愚蠢无比的德国人要优秀得多”。但是，就连这么“愚蠢”的德国人今天也能非常彻底地反思为什么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居然这么快地变成了集体的“愚人”，可见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愚蠢。我们也许可以问，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愚蠢？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修辞性的而非实质性的问题，因为无论一个民族做出了多么愚蠢的事情，愚蠢都不是那个民族的生物基因带来的，因此也都是可以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的。
22污染是一种怎样的愚蠢
据报道，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雾霾天气频临中国多个城市，在北京，室内空气净化器在1个月之后内部就变成了茶色；另有报道，中国每年重金属污染1 200万吨粮食，3成大米铅超标；全国97%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近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1 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0个湖中有50多个处于富营养状态，海域的“赤潮”现象不断发生，水和空气的严重污染造成高癌症发病率。像这样触目惊心的环境恶化消息频频出现于媒体，令人想起尼采说的，“人忘记为什么而活，是最常见的一种愚蠢”。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顾活着的意义，自己害自己，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糟蹋到这种程度，除了“愚蠢”二字，实在难以找到更恰当的说法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寅吃卯粮、竭泽而渔一类的愚蠢行为。然而，生存环境的品质不只是表现在空气、饮水、大米、蔬菜，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公正、人际关系、道德伦理、政治清廉。愚蠢造成的破坏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精神的，如果把这两种破坏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加在一起，那么黎鸣所著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恐怕又得增添许多篇章。
雾霾天气，大气污染严重之所以特别令人恐慌，是因为人走到哪里都躲不开有毒空气的侵害。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曾表示“特高兴全民能平等吸雾霾”，认为特权阶层可以凭借特供水与特供食品保障饮水安全与食品安全，但空气面前人人平等，特权阶级这次没特供空气了。但是，不同的人呼吸的空气还是有些差别的。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营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小环境，在居所用上室内空气净化器，有的还是免费提供的。可一般老百姓怎么办呢？有人想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为他们提供罐装的清洁空气，当然，那是要买的，不是免费的，这是生意，不是慈善。
据报道，2013年2月1日上午，千万富豪陈光标钻进“易拉罐”走上南京街头，为销售自家生产的空气亲自站台，吆喝推销“台湾空气”和“井冈山空气”，宣传“新鲜空气现在很畅销”，称三个月前这些空气还不大好卖，但现在已经供不应求，已售出800万罐。
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有一个名字叫科塔尔的人物。在全城市民饱受瘟疫之害的时候，科塔尔反而活得更加有滋有味，“鼠疫对科塔尔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科塔尔在城里如鱼得水，“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们。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空气商人同样在告诉人们，没有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照样有神奇的罐头空气可以享用（据说含有特别丰富的“负氧离子”），神奇的空气甚至还有爱台湾和向往井冈山的红色爱国意义。陈光标不仅要发国难财，而且要发红色的国难财。
并非人人都会相信罐头空气的神话。有人批评道，且不说罐头空气能否解决人不能短缺清洁空气的需要，制造空气罐头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造成污染的工业。易拉罐需要铝，铝需要用大量的电来冶炼，发电要用煤炭，开采煤炭和煤炭发电都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使用罐头空气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尔特·皮特金（WalterB.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简论》（AShort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HumanStupidity）中说：“愚蠢是一种最大的社会之恶，它由三个部分结合而成，首先，愚蠢的人非常之多。其次，商业、金融、外交、政治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高超的能力经常与严重的愚蠢结合在一起。”皮特金所总结的愚蠢三特点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史上一再显现出来。“大跃进”“文革”都是例子，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单一的办法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任由“能力高超”的人带领“非常之多”的人，一起“严重愚蠢”的事情却还在发生。
用放纵欲望的“富起来”刺激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愚蠢，每一个把追求自己物质快乐当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对这个愚蠢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不少人虽然看到贪婪无度的物质追求危害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却未必充分认识到贪婪对人的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同样严重的损害。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购买空气罐头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又怎么可能联合形成一种为人人争取清洁空气权利的社会力量？
虽然可以说每个人都与发生在社会中的“严重愚蠢”有责任联系，但愚蠢不应该成为一种集体罪过。正如皮特金所说，制造严重愚蠢的权力掌握在那些特别英明、特别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而为严重愚蠢付出最高昂代价的却是那些最无助、最弱势的社会成员。为“大跃进”的愚蠢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千百万人中，绝大部分是最弱势的农民，他们虽然在庄稼地里勤恳劳作，并没有犯愚蠢，但饿死的却偏偏是他们。为“文革”的愚蠢付出代价的人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有身份、有地位的在“文革”后纷纷平反、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饱受苦难甚至冤死的普通人则被彻底遗忘了。
今天，污染和恶化自然环境的愚蠢，为之受害最深的仍然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大城市环境治理的一项主要举措就是把有污染的工业迁出那些城市，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到别人头上。恶劣的空气谁都难以忍受，有钱的用得起室内空气净化器，但是，为了生产、开动他们使用的净化器，却又给用不起的人增添了更多的污染。
污染环境的愚蠢在许多国家里有，但是，发生愚蠢的原因，愚蠢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对待愚蠢的态度也会有所差异。以愚蠢的态度来对待污染的愚蠢是所有态度中最令人担忧的。例如，2013年12月9日多家媒体刊登题为《盘点雾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的评论文章，称近两年来损害人们健康、瘫痪交通的雾霾天气并非一无是处，它尚有被忽视的五大益处：让中国人民更团结、让中国人民更平等、让中国人民更清醒、让中国人民更幽默、让中国人民长知识。《环球时报》12月9日也发表了《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的文章，称雾霾能让很多侦察装备效果大打折扣，也会让部分导弹瞄不准目标，因此有利于军事防守。雾霾有利于社会公正和国防安全，这种把雾霾坏事变好事的理论听起来像是幽默的讽刺，但正儿八经的论述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愚蠢幽默”（stupidityhumor）。美国建国元勋富兰克林说，有学问的傻子比无知的傻子更傻，看来，有理论的愚蠢也要比没理论的愚蠢来得更加愚蠢。
23从历史汲取“愚蠢”的教训
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士（JamesF·Welles）在《愚蠢的故事》（TheStoryofStupidity）这部西方思想史中将愚蠢定义为“一种学习来的缺乏学习能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愚蠢不是“无知”，人不单纯因为无知才愚蠢。愚蠢是一种具有特殊表现的愚昧，那就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无法变通的愚昧，它的“昧”是昧于自己的教条思维定式（schema）。这种阻碍发展变化的思维定式可以是文化、社会、政治的，也可以是由宣传和洗脑强制形成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先由某名人提出，后变成时髦口头禅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论就是一个不肯丢掉旧思维定式的例子。
威尔士写道：“所谓思维定式，乃是一个整体性的认知方案。每个人都按此来组合生活中信息。它既是一个思考方式，也是一个行为方案。它为人们提供一个认知框架，用来解释他们知觉到的各种事情。如果一个思维定式合宜、适当，那就是有用的，如果它对当下的情况或问题不合宜、不适当，那就是有害的。所谓‘愚蠢’，便是在不需要调整一个好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却做了改变，结果糟蹋了这个思维方式；或者在不能坚持一个不好的思维方式时，固执地坚持，结果让自己吃到苦头。人们常常与自己的思维定式联为一体，不愿割舍自己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在需要坚持时不坚持，在需要改变时不改变。”愚蠢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愿意改变思维定式，而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改变的必要或恰当时机。在愚蠢之事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觉得它愚蠢，只是在事后的回顾中，愚蠢才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也是一样，“大跃进”“文革”就是这样的例子。
威尔士在《愚蠢的故事》中用粗线条勾勒出西方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愚蠢”特征，包括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时期，以及工业化时期。他并不以事后诸葛亮式的智者自居，并不把愚蠢当作嘲笑的对象。但他也不摆出一副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来为那些过去的愚蠢做合理性辩解（所谓受时代局限）。他把历史上的种种愚蠢当作一种“必要的恶”，历史上的文明成就大多因某种成功的模式得以发展。但是，又往往是成也在它，败也在它，因为墨守成规、不图变革而最后变成一种愚蠢。威尔士想要揭示的便是作为成功模式的局限和盲目守旧的那种愚蠢，不妨以希腊、罗马这两个例子来对此稍作说明。
希腊、罗马都取得过辉煌的文明成就，常被历史学家视为西方文明之源，威尔士恰恰在这样的文明成就中看到了它们特有的愚蠢。他认为，希腊的愚蠢是三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它们分别是城邦、奴隶制和演绎的哲学思考。这三个都是使希腊强大的因素，但也是它最终衰败的原因。希腊人在城邦该转变为帝国，奴隶制该转变为公民群体，演绎哲学该转变为经验归纳的历史时刻没有能作出这样的转变，以致终于走向衰落。
罗马的情况有所不同，物质成功而思想疲弱是罗马衰落的根本原因。罗马人在物质发展上取得过巨大成就，是因为他们善于看到即刻的最佳利益。但是，他们“顾眼前”的思想方式却阻碍了他们的远见，使他们看不到帝国扩张对自己社会造成的危害。走捷径获取即刻最佳利益，这是罗马人的思维定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路修到那里，而且都是走直线，宁可攻坚克险也不绕弯子，“实用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罗马人善于工程却拙于思想，“他们不信任个性和天才，轻视艺术和思辨，对科学不感兴趣，对哲学无所创见。他们对秩序抱有僵硬的热爱，不仅造成他们在人性和精神方面的欠缺，而且阻碍了他们接受成长、发展和进步。他们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这既是他们的力量，也是他们的弱点”。
古代历史上希腊和罗马的那些“既是力量，又是弱点”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历史上的其他制度中也反复出现。纳粹德国的极权便是一个例子，它因为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而强大，也因这个制度而毁灭。将它带进坟墓的正是那个把它推上历史舞台和让它横行世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也有同样值得汲取的教训。自上而下统一指挥和无条件贯彻执行的“群众运动”是革命成功的法宝，它被当作一种可以用来实现任何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目标的“传家宝”，一种绝对正确，甚至是代表宇宙真理的行动模式。从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狂热冒进的“大跃进”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在当时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伟大“群众运动”成就，今天都已经成为人们刻意回避，巴不得能闭口不谈的愚蠢。应该看到，这样的群众运动代表的是一种“思维定式”的愚蠢，它并不是单纯的无知，而是从有过成功的过去经验中学习得来的东西，由于很有用，很有效，于是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式，让无数的人吃足了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