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弥达斯曾帮助过酒神狄俄倪索斯，酒神为了报答，许诺给予弥达斯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弥达斯表示希望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狄俄倪索斯答应了，于是弥达斯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点金术，凡是他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会立刻变成金子。弥达斯为自己拥有点金术而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发现，这项本事实际是个巨大的灾难。他无法吃东西，因为他一碰食物，食物就变成了金锭，这样他肯定要被饿死。接下来，他无意中碰到了自己的女儿，结果把她变成了一尊黄金雕塑。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一心一意欲求的并不是真正对他有益的东西。弥达斯王的故事说的是人无法满足，不知道自己欲望后果的悲剧，贪婪是人性的一种悲剧性缺陷。贪婪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也不知道欲求和欲求满足的后果是什么。贪婪是一种错误意识，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使人忘记了生命中的真正价值。
基督教不把贪婪看作是人性的悲剧缺陷，而是一种“罪孽”，“贪财使人背弃上帝、轻慢上帝”（诗10：3），“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救恩的真道，陷入迷惑的网罗，沉在败坏灭亡之中。”（提摩太前书6：9-10）贪婪还使人因浮云小事而忽略永恒的大事，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说：“贪婪是对神犯罪，和所有严重的罪过一样，贪婪使人为了短暂的事物而抛弃了永恒之事。”基督教所见的贪婪又称贪心，贪心包括贪恋、贪财、贪食。《圣经》里有许多关于避免贪婪的教诲，有的是道德训诫，如十诫中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弗所书5：3）有的则结合实用规劝，如“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婪；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15）“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8：36）
今天，许多人未必同意古代人对于贪婪的看法，即使他们部分接受反对贪婪的两种传统理由——贪婪是人的道德污点，贪婪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他们也未必会将此视为定律。他们设想，那些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和权势的人们中，有的是可能得到满足的（至少他们自己有理由认为如此），而只是对另一些人，无法满足才成为一种诅咒。只是对后一种人来说，金钱、财富才是一种永远无法平复的饥渴，令他们难受，不断地痛苦。
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某种关于贪婪心理发生的“科学”解释。这使得贪婪被视为一种“人之天性”，因此是人的一个“特点”或“弱点”，而不再是一种罪恶。例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Klein）对贪婪颇有影响的精神分析解释是，婴儿由母亲哺乳，吮吸乳汁时充满了各种幻想，包括吞食、撕裂、破坏等，这是贪欲的原始起源。贪婪既然有自然发生的依据，便不再是一种变异，而成为正常状态。克莱因提供的是纯个体经验的解释，与社会环境、风气、文化没有关系。这并不能充分帮助我们认识作为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贪婪。这种解释太专注于个人的内心世界，离日常生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有哺乳经验的婴儿长大后并不都贪婪或同等贪婪。
精神分析的启示与其说是在于解答问题，还不如说是在于提出问题。它深入到被人们想当然地看待的现象表层之下，使乏味的问题变得有趣，也使显得正常的事情变得需要加以改变。人们往往把精神分析与医学联系在一起，但精神分析的祖先与其说是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提，不如说是苏格拉底。精神分析是一种提问式的对话，不是明确的诊断，它使得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显出奇怪和不正常来，因此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
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凯伦·霍奈（KarenHorney）提出一种关于贪婪的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他更强调贪婪是一种后儿童期的人格发展。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格》（1937）中，她提出，精神分析家所观察到的现象是有特殊社会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环境因素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关键。霍奈认为，儿童早期的心理发育很重要，但早期发育的重要恰恰在于后来没有对它有所改变和纠正，让它似乎成为了不可改变的特征。对于一个人明天会如何，他今天是如何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量。如果人的命运在五六岁时已经注定，那是因为影响他发展的外力与他自己融合为了一体。心理分析研究贪婪正是为了揭示这种过去与现在、个体与外在影响力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
一个社会如果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导价值，就会不容易认识贪婪的危害，不容易看清贪婪是一种对道德的背离，贪婪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缺乏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支持，人的欲望会失去必要的遏制，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大多数人受无度欲望支配的贪婪——贪财、贪权、贪恋、贪食，整个社会滋生了腐败和堕落。
希腊人文主义对人性的悲剧性缺陷的理解、现代心理学对贪婪心理进化论的解释，以及其他自然发生论的说明，似乎都指向一个不幸的事实，那就是，贪婪的欲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深植在我们的人性里面，以至于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它除去。宗教信仰往往对贪婪提供比较直接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唯有靠神使人转化的恩典，我们才不至于变成总是要得到比别人或者比自己现在更多东西的奴隶。在缺乏信仰、没有精神约束的国家里，就更需要社会的公共价值观来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这种价值观不可能靠自上而下或以吏为师的道德说教来实现，它必须在自由、理性的公共讨论中形成。
在这样的公共讨论中，人们关心贪婪，反对贪婪，不只是一个人在自己心里不要过度欲念或者在买股票时不要太贪心，而是要反对在公共生活和社会、政治制度中让某些人凭借权势（它本身就是最被贪欲的东西）做不该做之事，不允许他们拥权自肥，“贪恋别人的房屋、也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仅如此，还要反对以发展经济为名，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以严重污染自己的和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竭泽而渔，进行毁灭性的资源掠夺和榨取。这些做法已经将我们这个时代的贪婪推向了一个极危险的深渊。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如果这样的社会非正义被容忍而不受到谴责，或者甚至被当作一件有利于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好事，那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遭受破坏，而社会本身离恶和崩溃也就不远了，如马可福音中所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骄傲、狂妄”（马可福音7：21-23）。如果恶是从我们自己的人心和社会里面出来，那么污秽的必然是那里的每一个灵魂，人人如此，无可幸免。
9当今中国的“贪婪”是一种怎样的道德恶疾
大科学家牛顿说：“我可以算出天体运行的规律，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常有报道说，某某官员拥有十几甚至几十处住房，带过十几只或更多的名表，收过几百几千万甚至数亿的贿赂，有好几位甚至十几位情妇等。若不是被“双规”，被调查，这些官员并不会因为已经拥有了这许多东西而息手，相反，他们仍然会无止境地贪欲这些东西。他们并不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来满足他们实际的人生需要，他们追求的是充填无止境欲望的满足和由此而来的“幸福”。人们一般称这种现象为“贪腐”，而心理学家则称此为“贪婪癖”（pleonexia）。
“贪婪癖”是一种心理失调和疾病，在一切心理失调疾病中，最难治疗的便是病理学家们所说的“人格失调”（personalitydisorder）。有两种与“贪婪”有关的人格失调，分别叫作反社会人格失调和自恋人格失调。
反社会人格失调（Anti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的起因是丧失良知，这种失调者行为乖张怪异，把损人利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藐视道德、拒绝法律，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按他们的反社会原则损人自肥。反社会人格者往往对社会抱有仇视和报复心理，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看似道貌岸然，其实藏垢纳污的地方。他们往往自己身处逆境或社会底层，遭人歧视、没有前途、希望渺茫、得过且过，因此，一有机会，能捞多少，就捞多少。
自恋人格失调（NarcissisticPersonalityDisorder）者不但不反社会，而且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代表、主人和支配者。他们大多是权贵后代、社会精英、政府官员，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和成功者，自以为理应得到社会最好的待遇，享受权利和财富中最好、最大的一份。他们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因此完全有理由只爱自己，优待自己胜过善待他人。
这些自恋者把尽可能地攫取财富视为自己的特权，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无论自己如何贪腐，对老百姓却总是满嘴仁义道德。在“唱红打黑”的日子里，成百万、千万捞钱的高官却在堂而皇之地告诫别人：“贪腐是党的‘致命伤’，不防治将殒命”，“吏治腐败是最大腐败，必须加强民主监督”，“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们一般只是看到这种言行的“伪善”，但忽视这种伪善后面的“自恋”因素。
在两种人格失调中，自恋人格失调更为危险，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它之所以更危险，如心理学家汤姆·哈特曼（ThomHartmann）所说，“因为它会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金钱和权力集中在少数没有道德心的人手里。虽然有的反社会人格失调者确实可能变得非常富有或拥有某种权力，但自恋人格失调者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机会却是要多得多”。贪婪的自恋者往往有很好的家庭、党派组织、权位背景。他们行事有“法律依据”，或者至少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力找到钻法律空子的办法。这就会使得法律在整个社会中丧失信誉和权威，对法治造成极大的伤害。官贪和政贿从来是孪生兄弟，官员的贪腐和伪善使得民众对政治本身充满了反感和厌恶，把公共政治看成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奴婢。民众普遍的政治失望和无助感会让整个民族陷入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之中。
在两种人格失调中，自恋人格失调的贪婪也有着更深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原因。例如，让一部分人不论以什么方式“先富起来”的政策，调动的就是人的贪婪本能，它没有能预见到可能由此引导的无止境的贪婪，以至巨大的财产落入少数一些权贵家族的囊中。又例如，一切为了GDP的“发展”，无视社会公正，牺牲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这不仅本身就是一种无度的贪婪，而且更为官员假公济私、拥权自肥的贪婪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
人从贪婪得到至高的快乐，这是对道德文化上的“快乐”和“幸福”观念的极度扭曲。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但是，人类的趋乐避苦中包含着对“苦”和“乐”的价值判断。中国古话说，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如果说“好财”是人的天性，那么“有道”便是道德价值的标准。贪腐的“无道”按理说应该会给贪腐者带来良心的不安和罪恶感，但是，这种良心的不安和罪恶感对他们已经不再起约束作用。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带来的“乐”，超过了良心不安带来的“苦”，腐败便是对此乐与彼苦的一种反道德选择的结果。
可怕的是，在当今中国的幸福观中，这种选择不只是贪腐官员们的，而且也几乎是全社会的。许多人都把无限的物质享受放在人生成功、快乐和幸福的第一位，至于获得这种成功和幸福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则是不重要的。在一个物欲横流、功利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虽然仇恨贪官，但并不摒弃他们的幸福观，只要能有机会坐上官位，他们自己也随时可以一样的贪腐。在一个幸福感扭曲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贪腐队伍”的后备队员。
在这种情况下，“官位”与“贪腐”的关系本身便成为贪婪的一个制度因素。哈特曼指出，“贪婪与权力和支配别人的欲望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贪欲引导人们以错误的目的去从事政治”，这不仅使得政治可以被金钱收买，也使得敛财本身成为从政和当官的目的。这二者的联系自古存在，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由于政治权力的高度组织化和高度集中，“贪婪者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在现有的权力制度中，官位的造贪作用要远比官员的个人腐败是一个更为本质，也更难解决的问题。在一个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贪官后备队员的国家里，贪与不贪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机会去贪，或者今天的小贪会不会影响明天大贪的更好机会。由于道德是非的不明，即使有的贪官受到处罚，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亡党亡国”，而不是因为贪腐本身的道德罪恶。与这种实用主义的反贪婪不同，从人格失调来认识贪婪，看清它是一种有制度和权力成因的，足以蔓延为国民品格道德瘟疫的可怕恶疾，或许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贪腐和贪婪的实质危害。
10中国人为什么轻信
据报道，网上流传世界末日预言，说2012年12月21日后将有连续三天黑夜，引起四川双流和隆昌两县蜡烛和火柴出现脱销。12月12日，长春市光复路批发市场的不少商家都把蜡烛摆在门外最显眼的位置。尽管蜡烛涨价，但仍然是成捆或成箱地销售。眼下各种各样的神仙道长、佛道高人、气功大师、神医、命理风水人士都广有信众。这类报道往往会被当作“没有文化者”愚昧行为的笑谈。确实，世界末日预言没有科学根据，听着便像是无稽之谈。但是，确认“无稽之谈”或者辨别是否“科学”真的就那么容易吗？
这里有一个例子，2012年8月，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上海有一个暑期班，尽管收费高昂，但吸引了大批家长送孩子就学。这个收费10万元的暑期班声称能够让孩子学会20秒钟读一本书，能够靠手触摸读扑克牌。在这个叫作“赢在右脑培训班”里，学生经过右脑训练后，不需要看字就可以阅读，每个人的接受方式不一样，有人要用眼睛，有人通过听翻书声、嗅味道，甚至用额头感知的方法，就能认出扑克牌或者识别文字。培训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家长大多是企业家，也有律师、工程师等。报道说：“后来家长发现，孩子受训后并没有获得特别技能，只是学会了一些作弊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