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先后发生两起因辱骂领导而被处罚治罪的事件。一件发生在青海省西宁市，因西宁至湟中县的道路长年失修，政府没有及时修复，市民张某为给大家讨个“说法”，喝酒壮胆后到西宁市政府门前大骂政府领导，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8天。另一件发生在陕西省志丹县，4名干部因编发辱骂领导的荤段子短信，在分别遭到逮捕和刑拘后全部被免职。
两条新闻虽然显示了政府和官员的力量和权威，权力不可侵犯，领导不可侵犯。但是，公众却对此颇有微词，舆论也一片哗然，多数公论对此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处罚结果提出了质疑。
毋庸置疑，在一个文明社会，无论从法理角度还是从道德标准看，骂人和编发毁人形象的荤段子都是不对的，不管辱骂毁誉的是谁，受害者的权益应得到伸张，伤害者的行为应受到惩罚。问题在于惩处治罪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再说，事出有因，是什么因素酿成了这两起事件呢？更值得深思的是，领导挨骂之后应该反思些啥？我们不妨回味一下毛泽东对待挨骂的历史典故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挨过农民的两次骂。1941年 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长联席会议，突降暴风骤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炸雷电击身亡。一位农民逢人就骂：“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此事当做反革命事件追查，并逮捕了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毛主席当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清涧县又发生了农妇任兰花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被雷电击毙的不幸事情，任悲痛地大骂“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有关部门拘押了任兰花并拟判处死刑。毛泽东知道后说：“如果不作调查，就随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通过和任兰花聊天拉家常，了解了任家的苦楚，派专人带公文护送她回家。任逢人就讲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乡亲们发自内心地说：“古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哇，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诈的大人物！”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先后与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一道，实行了减免公粮、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举措改进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他们用《东方红》这首千古绝唱表达了热爱领袖的共同心声。
对照毛泽东对待挨骂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不知西宁市和清涧县的领导是何感想？
人生的最高境界和品质，不仅在生与死的炼狱中铸就，在血与火的熔炉中诞生，也应该在许多平凡包括误会挨骂中培育和生成。领导挨骂，恐怕在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群众骂领导，除极个别泼皮无赖的“刁民”外，多实属无奈之举，因凡神经正常的人都明白“鸡蛋碰石头”的道理。如何对待挨骂，可以体现出不同的道德境界、政治道德以及政治文明素养。其实，“领导挨骂”有时只不过是现实存在的“仇官”心态的一种表现而已。当政府、官员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予以保障民生的时候，或者当公众的意见、不满和需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诉求的时候，直接冲突乃至“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萌芽就会潜滋暗长，公众对权力者的愤怒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对群众的情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认真反思自己的责任，只一味地把责任推在群众身上，不仅不能服众，有助于解决矛盾，还有可能陷入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怪圈，激化干群矛盾和对立情绪，不利于和谐公正的实现。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政府、官员的善举或者恶行总是如影随形，好比一头力量巨大的怪兽所拥有的两张面具，极大地左右着平民百姓、个体力量的命运。政府可以尽职救人，也可能失职杀人。
痛定思痛。两起“领导挨骂”事件，无疑对事发双方都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痛。是耶，非耶，或许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证明。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西宁市、志丹县乃至全国各级政府和所有官员都能从这两起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切实把群众情绪当做第一信号，更加关注民生，情系百姓，以自己的作为和形象赢得百姓的尊重和拥戴，或许有一天，他们会真正感谢骂领导对群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