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贪官，本应施以重典，但到头来却免遭杀头之灾，甚至逃脱法律制裁。细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法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一道救命符，使他们有机可乘，死里逃生。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同于贪污罪和受贿罪，无论数额多么巨大，情节多么严重，最高只能判处 5年徒刑。这样，虽然贪官拥有“巨额财产”，却因“来源不明”而化大为小、化多为少了，自然而然也就绝处逢生、化险为夷了。把腐败官员原本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非法所得，因行为人拒不说明、无法证明财产来源，或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而减轻了罪责，降低了犯罪成本，使所犯罪行难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全国各地披露的重大案件，大多数贪官被查出后，都具有不明财产超过有据可查贪污受贿数额，以及对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的共同特点。原来，“巨额”贪污，“巨额”受贿都要受重刑甚至掉脑壳的，而不明财产则可以免除此忧。
按理说，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单位，合理收入是多少，需要支出是多少，实际还剩余多少，都是一本清清楚楚的“明白账”，而且旁观者也是完全可以看明白的，怎么唯独贪官就弄不明白呢？不可否认，不少官员有时不需要直接和钱打交道，自己有多少财产，或许真的不完全清楚，但是对于上百万、上千万的财产还说不清来源，有可能吗？也不可否认，不明来源财产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一笔一笔地弄清楚确实是件麻烦事，但哪些是合理合法的，哪些是不合理非法的，也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按照“不明罪”的界定内容和司法解释，除非是贪官的智商太低，已达到了连自己财产来源都说不清楚的极限；要么是司法机关的侦查能力太弱，以至把一些其实很“明白”的事实都弄得“不明白”了。真是荒谬之极，匪夷所思。其实，不明巨额财产只有合法或非法之分，绝无明白不明白之理。贪官之所以将巨额财产说成“不明”，是以“不明”为名，行开脱之实，不明财产额越多，意味着贪污受贿额越少，在定罪量刑上逃避最严厉的法律惩罚。事实说明，现行法律中的“巨额财产不明罪”，无形中把“明白账”算成了“糊涂账”，给了贪官们有机可乘的漏洞。
竭力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为违法乱纪行为掩护开脱，已成为贪官们的一种新策略、新动向。他们或向国外转移财产，伺机外逃，利用外国法律，特别是废止死刑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避难所”，甚至不惜出卖国格、人格，乞求政治庇护，把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或处心积虑地编制一本非法收入的糊涂账，以不明财产额替代贪污受贿额，瞒天过海，欺骗百姓，愚弄法律，减轻逃脱罪责。由此可见，关于“巨额财产不明罪”在法律上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当性，违背了“罪责刑相当”的司法公正原则，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严，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纵容贪污受贿、宽容腐败分子。没有极其严明的党纪国法，贪污受贿腐败之风是断然刹不住的。新加坡《反贪污法》规定，在公务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时，一律视为贪污所得。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一方面，要加快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布制度，建立阳光政府，依靠制度和民众监督，阻止贪污受贿行为，遏制社会腐败。另一方面，要重新审视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条文，加强其独立性和可操作性，限制不明财产的无限扩大，加重量刑标准，切实堵死腐败分子的逃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