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对历史名人的争夺越演越烈，已成为中国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比较著名的争端有湖南株洲和陕西宝鸡的炎帝之争，山西和山东的舜帝之争，湖南和安徽的老子之争，山东、江苏和河南的姜子牙之争，以及宁夏和甘肃的皇甫谧之争等。其中为争“帝尧故里”，竟有山西、山东、河北、浙江、江苏、湖南等几十个省市县卷了进去，攻势迭起，互不相让。令人哭笑皆非的是，有些省区内同门兄弟也为此多年打“嘴官司”，吵得不可开交，大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味道。为争得历史名人的归属权，各地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引经据典，挖掘资料，寻找佐证，广征博引，出版书籍；有的成立研究会，举行研讨会、专题报告会、纪念会、祭祀活动，宣传造势。更有甚者，不惜斥重金，开始对众多史迹进行新建、扩建和修复工程。仅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就在已历时3年修建、比法国凯旋门还要高的华门的基础上，今年4月份又先期投资 1000万元，启动了对尧陵“30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复”，并不断建设完善，实现使华门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座门文化博物馆”、“中国第一座门文化旅游景观”、“中国第一座华夏文明纪念碑”等处处体现“天下第一”的梦想。
伴随着崇古攻势的迭起，文化之争也屡现高潮。不仅西施、花木兰等巾帼不让须眉，志在必得，成为被争夺的热点，而且历史小说中虚构人物也粉墨登场，频频亮相，也成了被争夺的焦点。山东人开发《金瓶梅》旅游区，安徽人则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山东教授考证出泰山是花果山的原型，福建学者则发现了孙悟空还俗后留下的墓地。这样，历史名人的籍贯、出生地、墓地以及行踪故地似乎都成了此起彼伏“故里之争”的有力佐证和利器。面对扑朔迷离，甚至荒诞无稽的名人之争，不仅活着的人们被弄得稀里糊涂，如果历史名人亡灵有知的话，恐怕也会发出“后人们！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的疑问。
据说，中国“名人之争”自古有之。历史上襄阳和南阳曾为诸葛亮出生地争论不休，后来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经调查后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意思告诫人们，诸葛亮功载史册，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名人，不必去分清他出生地是襄阳还是南阳，从而平息了两地人民的争论。面对古人的如此情怀，我们不禁对现在病态式的“故里之争”、“文化之争”感到脸红羞愧。
诚然，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源泉，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气度，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考究名人故里、历史遗迹，其实是一种历史责任，本无可厚非，但把名人故里的归属俨然演变为“争夺战”，却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和伤害。一些地方之所以对打“名人牌”乐此不疲，实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升值空间。挖掘争得一位历史名人故里，就意味着拿到了一块敲门砖、一张通行证，不仅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名人文化”、“名人效应”提升知名度，更好地经营城市，发展城市，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天然契合。市场经济规律中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崇古攻势”，逐利为本的原则也加剧了“文化之争”将会继续下去，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些攻势之争面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切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的行为；必须坚持积极鼓励开发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防止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借发展文化产业之机死灰复燃，毒害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