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农村大生产队体制约束下种地。由于酷爱文学，尽管空闲时间很少，仍坚持一边读书，一边写作。我狂热写诗，也写短篇小说。那时没有文学刊物，不可能投稿，写，纯粹是一种精神需要。
若论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则是我1982年底寄给南京《青春》文学月刊的《老人》，发表于1983年。记得周梅森任的责任编辑，小说决定采用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但我真正的处女作，应该是我写于“文革”初期的一个七八千字的小说《沉湎》，借小说主人公，反映了自己当时苦闷与彷徨的心境。由于贯注真情，几个悄悄看了稿子的朋友都大受感动。显然这样的小说很不合时，只能私下传看。后来为避抄家，和其他许多不合时宜的稿子一起，东搁西藏，全弄丢了……
我公开发表的最早的诗歌是寄给刚刚复刊的《四川文艺》两首诗。但诗一发出来，公社就有人去信反映说我是有问题的人，此后便不再发我的作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逐渐好转起来，情况才发生改变。
我发表诗歌的数量比小说要多。但只要有较充裕的时间，我仍喜欢写短篇小说。《老人》之后，又相继在《人民文学》《四川文学》《花溪》《特区文学》《青年作家》《沫水》等大小刊物上发表小说数十篇。后来写长篇，就极少写短篇了。但总有个心愿，想出一个短篇集子。这次终于决定选编了，觉得所写短篇题材多样，不想这么杂凑在一起。后来与文学朋友商量，赞成还是以乡村题材选个集子，才有了这本《芭茅花色》。这十几个短篇，都是以我长时间居处的岷江河畔为背景，意在展示这一带的风物人情。
由于大都是多年前的作品了，某些东西已与今天有较大差异。比如钱，当时机关干部工资每月才几十元，现在已是每月几千元了。因此有的叙述年轻人不会太理解，而中年以上的人，或许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序。
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