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变法志士谭嗣同在狱中留下的千古绝唱。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十三日，即戊戌政变后的第七天，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五花大绑着六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随着开斩的鼓声一响，六颗人头落地。后来，人们把这六位英勇就义的变法志士，称颂为“戊戌六君子”。这六人中，又以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祖籍湖南浏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他聪慧豪爽，幼年起便发愤读书。10岁时，师从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经史百家，颇有进益；后来又拜至名满幽燕的大刀王五门下习艺。少时随父到过河北、新疆、甘肃、山东、江西、湖北等地，足迹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他目睹帝国主义的横行肆虐以及人民生活的艰难竭蹶，熟悉各地的社会情况和人情风物。
那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甲午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更是痛心疾首，挥笔写下《有感》一首：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茫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从此，他更加勤勉求知，访师交友，希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春，康有为在北京策动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不久又成立了包括许多清廷官员和社会名流参加的强学会。这时，谭嗣同的父亲给他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头衔，让他到京城听命。他先到了上海，准备会见康有为后再去北京。不巧康已经离沪到广东去了。后来，他在京城见到了梁启超。二人一言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梁启超告诉他：要想富国强兵，必须“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之不足”。谭嗣同深表赞同，觉得这是当前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梁启超对他的才华胆识也十分钦佩，说他在有志向的人物中“首屈一指”。
那时，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思想比较开明，赞成变法维新，把他从南京请回湖南，主持筹建南学会，办起了一份由他担任主笔的《湘报》。后来又开设了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并以这些机构为阵地，积极提倡新学，宣传维新思想，培养变法人才。他还主张开矿藏、修铁路、办实业、讲农学、设银行、改税制、练乡兵、兴女学、除旧习。总之，他认为“凡利必举，凡害必除”。
他主持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在当时最有影响。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派培养人才和宣传变法的思想阵地。谭嗣同请梁启超担任总教习，培养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思想，除教授儒家主要经典著作、研究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外， 还学习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培养了200多名新型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转向辛亥革命，像陈天华、吴樾、邹容等。
南学会是有志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共同研讨与探索救亡图存的爱国团体。谭嗣同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想以此为纽带，先从湖南开始，把南方各省的仁人志士联合起来，成为推动变法维新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在每周一次的集体会上，常常作充满激情的演讲。他大声疾呼：“当今社会，政治腐败，公理无存。作为国君，本是为人民办事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就有权废弃他。”
谭嗣同的这些激进言论，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喝彩，也触怒了守旧的官僚， 引起他们疯狂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没有畏缩，他以“横眉相仇”和“杀身灭族”的勇气，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因此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在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谭嗣同应诏入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被任命为军机处四品章京，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曾料到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之争会导致变法运动的中途夭折。所以，当反动分子剑拔弩张、光绪处于危险境地时，变法救国的强烈愿望促使他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出谋划策，舍生忘死。
在谭嗣同的建议下，光绪召见了正在天津操练新军的袁世凯，对他加以褒奖，破格任命他为兵部侍郎，暗示他效忠皇上，保卫新政。
袁世凯惯于见风使舵。当变法运动蓬勃兴起时，他伪装进步，参加了强学会。然而，他毕竟是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的得力将领，光绪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两天之后，政变风声越来越紧。谭嗣同为了坚定袁世凯的信心，于八月三日深夜闯进了他在北京的寓所。一坐下，便直截了当地诘问他：“你认为皇上怎样？”
袁世凯斩钉截铁地答道：“是旷代的英明君主。”
谭嗣同又追问道：“那么，天津阅兵阴谋废黜皇帝之事你可知晓？”
袁世凯回答：“听到过一些传闻。”
这时，谭嗣同拿出光绪的密诏，交给袁世凯，说：
“今日可以救圣主的，唯有将军一人。你如果愿意，就奉诏行事；如果不愿意”——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往脖子上一划——“也可以向西太后告发，获取荣华富贵！”
袁世凯一听，忿然作色道：“你把我袁某看成了什么人！你我都蒙受皇帝恩宠，担任朝廷要职。保卫皇上的安全，本是为臣的职分。你有什么主意，请快讲吧！”
谭嗣同听他这么一说，心里豁然开朗，觉得这下皇上可真的得救了。为慎重起见，他又用激将的语气对袁世凯说：“听说荣禄诡计多端，可不是好对付的啊！”
没想到袁世凯一拍胸脯，慷慨激昂地说：“这有何难，杀荣禄不就像宰一条狗那么容易吗？”
天真的谭嗣同以为游说的任务已经完成，和他商定了行动的具体办法后便起身告辞了。哪知，这贼子说的都是假话，他一到天津，就迫不及待地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深夜造访的情况，出卖了维新派。
慈禧得到报告后，在八月六日凌晨发动政变，一面把光绪软禁起来，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
政变发生的当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他们临行前，力劝谭嗣同离京暂避锋芒，见机而动。
这位矢志变法、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汉子却拒绝逃跑，他说：“没有出走的人，就不会有变法的将来；没有赴死的人，就不能酬谢当今的圣主。我的选择是后者。”
康梁走后，谭嗣同曾和他的武术教师大刀王五商量，想从瀛台将光绪皇帝劫救出来，但没有成功。后来，日本友人又劝他到日本使馆避难，王五愿当保镖护送，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捕。临刑前，他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口中念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向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表明，革命志士是不怕流血牺牲的；同时也告诉人们，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从此以后，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摆脱出来，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